今天上午，北京大学学工部部长马化祥向记者透露，目前，他已经接到了上级单位关于北大学生参与国庆游行的电话通知。“我们报了最多的人数。”马部长向记者透露，上级给出“800人、1200人、3600人”这三个学生人数选择档次，北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3600人”。

(5月7日《法制晚报》)

读罢此则新闻，笔者的第一反映是，在上级给出“800人、1200人、3600人”这三个学生人数的选择档次中，北大凭什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3600人”这个最高档次？这是学校领导的选择，还是学生的选择？在领导“毫不犹疑”之前是否征求过学生的意见？

如果，这仅仅是领导的“毫不犹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放弃假期参加游行训练的是学生，放弃休闲时光和学习时间的也是学生，将来走在游行队伍里的还是学生，既然为了参加游行学生要放弃个人的暑期安排和自己的私利，既然学生是组成游行队伍的主体，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还没有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之前，就急着“毫不犹豫”地“公投”代替学生做决定呢？

这就是中国式校园里由来已久的痼疾。所有涉及学生利益的事情，都不是由学生来做主或部分做主，而统统都是由本来应该为学生服务的教师、领导来主宰。我们现在把视野再放宽一些来说:中小学学生穿什么款式、什么质地、什么颜色的校服，不是提供出几个样板让学生来选择，而是由不穿学生装的学校领导来敲定，弄得不少学校的学生一年四季都穿着一套运动服；高中学生的文理两大科是分还是不分，谁曾问过学生的意见，可怜的学生永远都处在被“摆弄”的地位上。主张“文理分科”的一派领导的意见占上风时，学生就跟着“分”，反之，就跟着“合”，这些年来，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倒霉”的总是学生；再看高考，忽而考前要实行“会考制”，忽而又取消“会考制”，“3+x”考试，“x”忽而是小综合，忽而是大综合，人们真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改革”还是“折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令人不解的是，诸如此类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问问学生？为什么所有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要让学生适应我们而我们不能去适应学生呢？在这种氛围中，能培养出学生参与集体和公众事物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吗？

其实，在一个学校里，不论是处于权威地位的校长还是受人尊敬的教师，他们其实都不是学校的主人，一个学校所以设立校长的这样一个职位，所以聘任这么教职员工，都是用来为培养学生服务的，学生才是校园的真正主人。因而，学校学习环境、活动环境的改造与创建，教学设备的更新以及校服、校徽的设计等，甚至学校长远发展的计划和目标，都应广泛征询学生的意见，尊重学生的意愿，听取学生的建议，以使学生拥有本来就应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建言权、公决权；而学校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好地体现多数学生的意愿，统一学生的意见，完善学生的设计，做好服务，组织实施。当然它的意义还远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学生的聪明才智才能得以发挥，学生潜在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得以初步的培养，学生的合作与参与意识才能得以增强。

我们现在再回到北大选择参加国庆游行人数档次这个具体问题上来，尽管学生很可能非常渴望参加游行，尽管可能3600个参加游行的名额也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但是，毕竟学生是校园的主人，毕竟参加游行的是学生，因此，就要先征求学生意见再做决定。如果我们能先让学生自愿报名，再根据全校学生报名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定“人数档次”，学生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保障，学生的主人地位就可以得到尊重，学生的意愿就可以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而学校最后选择的“人数档次”也会更客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