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天不怕，地不怕”成了勇敢者的游戏。“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被视为藐视规则、不破不立的标识。岂不知，在古人的眼中，君子应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否则，再繁华的世界也是强权即真理的丛林。光天化日之下，罗彩霞生生被人填了一回 “白鸭”(清时常有权贵富豪犯罪下狱之后，用钱收买穷困百姓顶替自己坐牢甚至杀头，俗称为填白鸭)。东窗事发之后，所有的当事人仿佛都能撇清自己和徇私枉法的关系，到头来，只剩下一个子虚乌有的“中间人”，岂不是咄咄怪事？

倘若一个人，可以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关系，为一己之私而暗中左右他人的前途命运，而不顾党纪国法，又遑论仁义道德？更令人齿冷的是，在整个事件大体都已水落石出的情况下，非但涉案人没有些许的羞耻感，就连起码的敬畏也不复存在，这又是怎样八风不动的波澜不惊啊。

当利益取代公正成为交易的砝码，种种乱象就有了一个摆不上台面的理由。大学不再是温婉安静的象牙塔，早已世人皆知。当三部委再次对擅改民族成分的汉族高考生三令五申之际，“大学排行榜”和 “赞助”的亲密接触又传出了绯闻。众所周知，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中的“猫腻”已是个公开的秘密。

实为不易的是有关部门，面对舆情如此密集的炮火，仍岿然不动地祭出“不赞成、不支持”的暧昧。来，让我们一起读读名言警句，“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的都是正确的”。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所谓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过是冬烘先生的迂腐。但一个缺乏基本的敬畏和虔诚信仰的社会，并不能被视为文明的社会。总要有些敬畏吧，哪怕它只是一句祖训，甚至是一种良心。否则，用什么来维系公序良俗的底线？

安贫乐道，固然是乌托邦式的奢望；但唯利是图，绝不能成为现代化的标尺。“如果最优秀的分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我是××我怕谁”的“浑不吝”，成就的只能是一条条 “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好汉。继“震后不该追究建筑质量问题”的奇谈之后，又传出了“地产腐败根本不是最严重的”怪论。当然，和这些光说不练的假把式比起来，用红头文件规定一年抽烟23000条算得上是敢作敢当。尽管在舆论的压力和上级的干预下，当地政府废止了这份“抽烟文件”。但从有关人士 “要求干部吸合法烟无可非议”的愤愤不平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对民意的敬畏，而是面对更大权力下的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