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

最近几年，政府三令五申，一直要求调结构。之前的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目的在调结构。这回碰上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而转产代价低，于是政府又要求调结构。结构失衡当然应调整，没有人会反对，其分歧在于结构由谁来做主调。是由政府调还是由企业调？最近报纸披露的相关观点，多数观点是主张由政府调，据说理由是市场会失灵，政府不出手结构理不顺。

说市场会失灵，我同意，但说它是结构失衡的原因却未免牵强。不错，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高回报的项目谁都会想上。市场瞬息万变，而厂商很难掌握充分的信息，需求变了，却不能马上转产，于是供大于求，生产往往会过剩。然而这与结构问题无关：有的产业发展过头，有的产业发展慢，这绝不是市场的错。相反，我认为是政府缺位或干预不当的结果。

不是吗？前些年，政府说基础设施薄弱。可基础设施薄弱是谁的错呢？据我所知，基础设施中多数都是公共品，公共品原本就该由政府投资。政府投入不足而造成短腿，这明明是政府缺位，我们怎能怪罪于市场失灵？近几年煤电油短缺，政府说是高能耗产业发展过快。骤然听似乎有理，但细想则不然。倘若政府当初不限制能源价格，高能耗产业无利可图，这些产业能单兵独进吗？

主张政府调结构的学者，不知是否想到过下面三个前提？具体说，若让政府调结构，第一，政府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尊重市场规律；第三，用行政手段调结构要比市场机制更有效。若此三点成立，政府调结构顺理成章，我当然无从反对。问题是，以上三个前提都站得住吗？左思右想，我觉得大有疑问，而且至今未见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关于第一个前提——政府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构吗？我看未必。虽然理论上好说：“按比例发展”。但现实中究竟按怎样的比例，政府怕是也不知。比如上世纪末，政府说电力过剩了，要控制上电厂，可时隔两年电力却全面短缺，到处拉闸限电。本世纪初政府还说粮食太多，要求农业调结构，可2004年粮供又突然变得紧张。由此看，政府并非先知先觉，对什么是好的结构，我想，政府可能也拿不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说市场可能失灵，政府也可能失算。

关于第二个前提，我的观点更明确：政府的官员不可能比企业家懂市场。想想吧，一个在办公室看文件、听汇报；一个在第一线摸爬滚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说谁更懂市场？再说，企业家拿自己的钱投资，真金白银，一旦失败则血本无归，有切肤之痛，怎敢无视市场规律呢？相反，政府官员高高在上，总认为自己可呼风唤雨，可改变市场规律。前两年，肉禽价格上涨摆明是供不应求，可政府却硬是控住价格不让涨。而能源短缺政府也不放开价格，却一味指责钢铁、电解铝等发展过快，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打压，请问这是尊重市场规律吗？

关于第三个前提，我的看法是，在公共品与公共服务领域，行政手段不仅可用，而且必须用。但对调结构而言，行政手段则断不可取。行政手段的特点是下猛药，见效快；而缺点是一刀切，容易顾此失彼。还是以能源为例。其实，能源短缺不一定是钢铁业发展过快；也可能是能源业发展过慢。若政府先入为主，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钢铁企业。国企被关还好说，若是民企，投资损失谁弥补？还有，关谁不关谁若由政府定，大权独揽，寻租行为必屡禁不止。

是的，就资源配置的效率论，行政手段肯定比不上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强调的是价格调节。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只要政府不管制，价格涨落自会引导结构调整。比如能源价格放开，价格必上涨，价高利大，企业就会加大能源投资，供应会马上增加；同时，价格上涨，高能耗企业必然节能，否则成本上升，企业承受不了就得关门。如此一来，长线缩短，短线加长，而且由市场优胜劣汰，公平合理，岂不善哉！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与调结构有关的两件事。一是珠三角的“腾笼换鸟”。很多人以为，这次珠三角企业大规模外迁是由政府主导，对“腾笼换鸟”多有批评。其实，我认为这看法是错的。曾多次参加广东省长座谈会，知道政府确有调结构的想法，而且由来已久。但这次结构调整纯属市场所为，绝非政府操纵。众所周知，珠三角主事加工业，两头在外，赶上金融危机出口受阻，产业不调则将坐以待毙。机缘巧合，作为政府，这次充其量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另一件事是家电下乡。政府补贴家电下乡，意在拉动内需保增长，动机没有错。但从结构调整看，此举却非上选。我理解，政府补贴家电，大概是认为家电发展不足，或是认为农民急需家电。可我的观察并非如此。上星期我在湖南调研，就听说有不少农民购买家电后又转手卖到城里，他们买家电，不过是为拿政府的补贴。与其这样，政府何不直接发购物券呢？让农民自行选购，买家电还是买化肥悉听尊便，这样既可满足农民需求，又可避免家电业盲目扩张。

调结构是政府多年的想法，可惜难以实现，结构问题至今理不顺。原因何在？我的看法，不是政府不作为，恰恰相反，是政府急于求成而插手过多。欲速则不达，假若政府多点耐心，放手让市场调，待以时日，何愁结构调整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