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危机总能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也使我们思考一下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我把“中国模式”看作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所谓“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东亚“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尽管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大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反思东亚模式

与“四小龙”相比，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同时还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的世界性大国，“中国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

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遭受重创，“东亚模式”备受争议。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不少人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即政府过多地主导经济，引起了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钱权交易和泡沫经济。

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区分:上述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它国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亚模式”。虽然这些国家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远逊“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使这些国家最后深受危机之害。

但当时，很多东亚人士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毫无道德约束的西方金融炒家兴风作浪，大发横财。现在回头看来，如果当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能接受这些忠告，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也许可以避免。

“四小龙”中，受1997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上个世纪90年代初，韩国又实行了资本市场自由化，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了危机的重灾区。

但即使这样，韩国在1997年危机之前已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上的质的飞跃。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略高于韩国，但现在两个国家天壤之别:韩国已经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东亚模式”虽然有其弱点，也遇到过挑战和危机，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战后其它发展模式还无法与之相比，“东亚模式”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得以确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一些西方主流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美国主流观点当时替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拯救经济（与美国现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源于美国，而且美国对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比比皆是，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现在该如何解释这一切。

依我之见，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就是这次危机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这样说: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

实际上，市场与民主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有选择地加以采用。一旦某些人把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推向了唯一和极端，使其变成一种宗教，这与原教旨主义无异，其信徒也会丧失理性，结局自然不好。

当今世界很多问题，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我想其深层原因都在于此。

有意思的是，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在采用“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美式民主模式，结果却令人跌破眼镜。我想，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