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请看王小东为我们讲的两个故事:

“回想我们的先辈，比如说汉朝的陈汤，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相当于边疆军区副司令员，脑瓜一热，说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给端了吧。军区司令员还不同意。陈汤说你要不同意我把你崩了，然后两人一块去了，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给杀了才回来。给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让现代人都提气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带了一个使团去印度，当时那边搞政变了，不认中国的使团了。王玄策就是带着手下几个人，从尼泊尔借了点兵，又从吐蕃借了点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个政变政府给端了，将印度国王阿罗顺那披枷戴锁押回长安献俘。……我们今天就需要发扬这种精神。”（P103）

这种好战和扩张精神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前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P96）简单地说，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如果说，1996年出版“说不”时，他们发泄的还是“受害人心理”的话，当下这本“不高兴”让世界看到的，则是某些人的“暴发户心态”。中国经过30年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有些人就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儿了。他们喜欢说美国用白条美元绑架了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他们也想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愫来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病态的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

自由的民族主义

为了推销自己的民族主义，“不高兴”的作者们，一边妖魔化西方，特别是美国，一边妖魔化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尤其是妖魔化被他们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他们总能从中国精英身上闻到一股臭味:“精英阶层日渐腐朽”，黄纪苏说道:“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P27）但他没有说，是不是要等到“我花开后百花杀”时，把这些大闸蟹统统捆到菊花台上蒸了下酒。

他们最痛恨的似乎还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斥责这些倒霉蛋是“逢中必反”: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绝然对立”。（P49）

接着控诉他们“卖国”:

“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卖国。”（P99）

有没有不能区分一个国家的体制和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当然是有的。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中国的现行体制而反对中国的利益，比如他们曾经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中国加入WTO，等等；或者反过来，他们因为喜欢美国的制度而拥护美国的利益，比如1999年美国女足在世界杯上并不怎么公正地击败中国女足后，有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并不觉得惋惜，反而为美国高兴。也有的学者，反对在任何意义上谈论中国的国家利益，似乎当前的中国，只有专制利益，没有国家利益。

实际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主义，他们主张的是自由的民族主义。他们可能批评中国现行制度缺陷，但绝对不会反对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同胞的利益不可能截然分开。就拿加入WTO来说，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加入了全球工人工资平均化过程，中国工人工资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扯平，发达国家的工会会反对，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呢？反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像耗子一样，可能连自己家门前的街都上不了，上街就会挨打，还谈什么实现自己的主张？

自由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民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明确地区分西方价值和西方利益，国内的游戏规则和国际的游戏规则。西方价值有普世的成分，可以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分享；西方利益就是西方利益，不会变成中国的利益。就像黄纪苏所调侃的那样，西方人自己烧石油，希望我们烧“天人合一”——就是烧了还能长的树枝和树叶。他们以前还烧我们的圆明园呢，还把抢走的东西拿回来高价卖给我们。学习西方的价值，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基本立场。

自由民族主义还能够区分西方价值的国内部分和国际部分，国内部分更多用于维护各自国家内部的人权，国际部分则更多地用于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国内可以是宪政政治的，所有的权力都可以得到限制；国际是无政府状态的，谁制定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西方国内人权价值可能是普世的，但国际游戏规则则通常是国家化的。美国不签订京都议定书，不是说它不符合普世价值，而是因为它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不承认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洋公约，也不是因为它违反了什么全球通则，而是因为它限制了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

因此，在尊重现行国际游戏规则的同时，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谋求游戏规则朝着不损害，甚至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修改，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所赞成的。中国监视美国海军测量船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的活动，就是想维护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将特别提款权（SDR）改造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也是想修改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让货币权力与实体经济对称，改变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25％，而美元占世界储备、结算和流通货币60％以上的不正常状况。

我同意徐波和陈林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一文里表达的看法:“几乎所有严肃而客观的学者和政治家，都看到了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双刃剑的作用。”自由健康的民族主义，是伟大的美国独立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孙中山、印度甘地、土耳其凯末尔以及埃及纳赛尔领导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但狭隘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也种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病根。病态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一个民族病态的心理，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政治领袖不是利用自己民族的负面心理为自己的狂想服务，而是要治疗民族的心理创伤，让她恢复自信、包容和爱的能力。

这正是我们拒绝“不高兴”病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