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出版业的改革，终于有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新闻出版改革正式启动，地方和中央两级的出版单位，分别在今明两年完成转制，由事业单位变成企业。而且此番改革，还肯定了民营出版工作室，表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新京报》4月7日)

在世界各国，出版单位都是企业，一种完全靠市场生存的企业，它的产品无论如何，都是需要读者掏钱购买、实现利润的。中国的出版业，要算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行业，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非常发达的出版印刷行业。而且，从那时起，出版业就是完全市场化的，非市场的印刷出版，仅仅存在于国家印制大规模的国家类书籍，或者个人想要印刷非卖品的文集两种情况下。但是，在我们国家正式走向市场经济将近20年的前提下，中国的出版业，却依然无法完全市场化。事实上，只要国家认可市场经济，或者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单位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取得市场的认可，国家还要让它生存下去，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给钱养着；二是给政策，让每个出版社分得一部分强制购买的教材过活，实在不行，只能靠卖书号活着。

显然，这样的出版生存，只能是低水准的，造成了这个行业的全面萎缩。我们的图书销量，60%以上都是教材，而且基本上是垄断经营，学生非买不可。剩下的部分，如果扣除数量不小的政治学习性的机关购买书籍，纯粹走市场的书，只占一小部分。改革三十多年了，我们的出版业，真正能拿得出手的货色，走向世界的图书音像产品，屈指可数。出版社由国家包下来，但又养不起，只好让它们靠出教材和卖书号维持，形成了大多数出版社今天的现状。如果没有国家配给的书号，如果这个领域对民营开放，它们中的相当部分，就会破产倒闭。业内不公开的秘密是，凡是市场上比较认可的图书音像产品，往往背后都有民营工作室在运作。

现在的出版业，一方面国营的出版社合法生存，但状态低迷，属于中国最穷的垄断事业，既不像事业单位，也不像企业。另一方面，活跃的民营出版企业，却又大量非法地存在着。在现存政策格局下，双方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双方的生存状态都很畸形，双方的关系也很畸形。

造成这种畸形的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事实上没有区分宣传和出版实际上是两个东西。出版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具有宣传意义的东西，但它的宣传只能是寓教于乐，或者寓教于其他形式，某种读者可以自愿掏腰包购买的形式。政府的宣传只能靠政府埋单，没有对人宣传还要人家付费的道理。因此，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不能合二而一的，放在一起，肯定两面不讨好。政府的宣传任务，不是不能交由出版业来承担，但承担这种任务的出版社，就得由政府来付费。如果让出版社走市场，那就是出版企业，在商言商，产品要让市场接受，得按市场规律来。像出版这样非民众必需品的市场，垄断的结果，只能是路越走越窄，民众的阅读兴趣越来越低。政府如果对出版物有特别的要求，可以通过政策法令来约束，这个事实上无法垄断的行业，用政府直接控制管理企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策要求，实在是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