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龙生

此次高调治吏，虽然还带有震慑性的“风暴”性质，但其中也让我们看出了制度化问责的一些初步特点。概括起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问责的力度在加大，行动更坚决，方式更透明。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虽然行政问责早有规定，但是真正把问责贯穿于日常法纪，特别是高密度、大力度的问责，还是从最近的几起负面影响大、人民生命财产损害大的事件开始。原因在于，近年来在媒体的介入以及公共表达的推动下，失职行为常被放到一个人人可鉴的展台上，是非曲直往往一目了然。中央用霹雳手段问责，显示的是取信于民的决心和一个责任政府的姿态，是对民意的一个交代。

其二，问责的范围在扩大。以往出了问题就层层往下推、一把手总当“不倒翁”，现在有些行不通了。权力大责任必然大，保一方平安，为一方百姓造福，一把手本来就是第一责任人。仔细想来，其实无论是矿难，还是食品安全，都与一把手或侥幸、或麻木、或价值观有问题密切关联。

其三，问责的方向、价值观有所变化。官员拿百姓的事不当回事，已经成为一种大错，必须要被问责，以往“唯上不唯下”等为官信条，今天受到了挑战。而这种挑战，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中央“亲民”执政理念的大环境下，问责可以问得理直气壮。基层官员如果还守着旧观念瞒上压下，那肯定是要吃苦头的。

尽管问责的常态化还需要一定的制度来规范。但我认为，完善的制度也是要在诸如“风暴”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没有“风暴”，就无从检验问责的客观效果；没有“风暴”，一些官员就永远打不起精神，全新的官场价值观就树不起来。而所有这些，都是制度化问责所必需的环境与前提。因此，“问责风暴”也就成了推动“和风细雨”式制度化问责的必要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