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地上仍保留着最后一个人民公社——河北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在这个已有58年历史的人民公社里，一切劳动由队长分配，绝大多数社员依赖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仿佛30年前中国每一个最普通乡村一样。

这样一个似乎游离于改革大潮之外的“世外桃源”，并未因此被经济大潮远远抛离，相反，人均收入在当地还居于前列，村民个个享受集体福利政策，集体企业也得到较快发展。正因如此，一些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负面问题感到忧心忡忡的人士仿佛一下找到了解决时弊的答案，或将“周家庄模式”推崇到示范的位置，或言之凿凿地断定“周家庄体制完全可以延续下去”。

实际上，周家庄“人民公社”长寿表象的背后，有种种因缘际会的特殊因素。

正如该“公社”领导班子所坦言，周家庄“人民公社”早在1953年便制订了有别于“大锅饭”体制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人民公社1958年才诞生，严格地说这个制度应该始于互助组阶段），而众所周知，人民公社的“常态”便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不干都一个样的大锅饭体制，周家庄“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延续到今天，并非因为其符合人民公社的常态，而恰是因为其与一般人民公社有所区别，它的“长寿”，不足以证明人民公社体制的优越性，而恰证明，只有摆脱标准的人民公社体制才有前途。

相关报道指出，周家庄的领导都是懂生产、懂技术的门内汉，在分配工作中也基本做到“一碗水端平”，加上村民“大多沾亲带故”，尽管几十年来几乎没进行过换届选举，但大体保持了秩序的稳定。集约经济和干部终身制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低效，当领导班子个人能力强、作风清廉时，其效率往往比正常换届、选举的班子更高，但这同样不能说明，周家庄的模式有何优越之处，因为谁也不能担保“公社”干部和“公社”一样长寿，谁也不能担保，在如此体制下，能永远产生同样能干且清廉的带头人。

许多人都注意到，在周家庄保留着自由经济和商品经济，许多人游离于“工分”之外，在这里，讨论“人民公社”体制的优劣并不是什么禁忌，人们可以公开谈论、比较周家村与外界体制的优劣，民众生活状况的长短，甚至领导班子成员本身也并不讳言，周家庄的体制“确实存在较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众所周知，在“三面红旗”的时代，议论人民公社的长短，是怎样的一个矛盾性质，即使在今天，在某些被奉为“农村集体经济样板”的地方，这样的议论也会被严格限制，甚至村民“看世界”的眼睛也会被有意无意蒙蔽，可喜的是，在周家庄，这一切都不存在，人们有权了解和选择，也有权抱怨和批评，这并非人民公社之常态，而更具有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因此周家庄“人民公社”的“长寿”，不足以证明人民公社体制的优越性，而恰证明，只有摆脱标准的人民公社体制才有前途。

一叶可以知春，周家庄的事例能让人们思考很多事，比如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如何处理好集约与分散、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比如干部作风、清廉建设的重要性，等等等等。但一叶绝不能障目，绝不能因一个“人民公社”的存活，而断定人民公社具有普遍的强大生命力，更不能因此断定，只有人民公社才具有这样的生命力，这个道理，就像不能因为动物园里还有活的华南虎，就断定野生华南虎的生存状态依旧良好一样简单。

最后必须指出，所谓“周家庄人民公社”实际上并非一个严谨的概念，因为该“公社”从行政体制上，早在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保留包括工分制在内的一些旧模式，是当时乡民的自愿选择，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留恋旧体制的安逸、没有进行土地承包分配和工分制改革的乡并不在少数，但能如周家庄一般坚持25年之久的则所剩无几，这难道不正雄辩地说明了，相较于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具有更多的普遍性，和更强的生命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