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晚将近11时，曾经是军人的我不断被朋友们“质问”:“为什么下午的地震，到现在都九个小时了，救援的队伍只到了成都？”“军用机场都启用了，可是为什么直升飞机不飞？”他们甚至计算出震中汶川离成都只有55公里，奇怪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人赶过去。

“先不说北京的，就是成都的救援队伍，骑自行车也到了啊。”

我曾是一名军人，一名军医，我经历过1998年抗洪，但这一次，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一样，与四川远远相隔，朋友们只能把一切焦虑、不解都发泄在我身上了。

开始的一两天来，那个高原不能飞、山地不能飞、风雨不能飞的世界上最脆弱的机种——直升飞机，正在和军人们一起，在救灾的焦急渴盼中受到质疑，而这样的质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除。可是我常坐直升飞机执行任务我知道，如果在当时那种恶劣的天气下强行派直升飞机执行任务，无异于置救援人员于绝地——仅山谷里的风对直升飞机就是致命的，会让直升飞机粉身碎骨，那将不是救援，而是毁灭性的自杀。那同样也不是士兵的光荣，而是指挥员的耻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1300多年前的诗句，为这次救援提供了现实版的残酷注解。大型机械上不去，我们的战士就手脚并用。实在没有路了，每隔几米远一个战士就站成树桩，用系在腰间的绳索给战友们开辟一条通途。那些年轻的战士，有的是家里的独生子，十八九岁稚嫩的手，面对的是坚硬的钢筋、水泥、砖块和巨石。用最原始的救援，去面对危险和自己无力施救的死亡，他们内疚的伤痛可能要持续一生。而伞兵们则写好了遗书，在4000多米的高空进行高难空降。那些曾经不解的人，知道了这些，当深受感动。

我们不缺少救援人员，也不缺少救援设备，我们的野战机动方舱医院只需2个多小时就可以迅速组成一所拥有200张床位、4个手术台的野战医院。这里还可以包括120名医务人员和近百名后勤保障人员，昼夜可留治伤员200名。舱内的无菌程度完全可以达到三级甲等医院的标准。但救灾的前几天，我们仍然不能在最前线使用我们的方舱，因为选择建立野战方舱医院的条件，首先要求地形平整，而当地连直升飞机降落的地点都难找到。

部队的军医们是最有野战急救经验的人，因为这是每次演习中最重要的一环。可是随着救灾的深入，我的担心更多了:一些顽强地坚持了几十、上百个小时的生命，在被救出的片刻时间里迅速凋零。唏嘘的同时，高死亡率的挤压综合症正在被人们更多地提起。那些四肢或躯干肌肉丰富部位遭受重物长时间挤压的人们，也许看不见外伤，但是，在挤压解除后出现的以肢体肿胀、肌红蛋白尿、高血钾为特点的急性肾功能衰竭，却成为了脆弱生命的致命打击。没有专业的透析仪器，救治仍然是个难题。

救灾到现在，急救都已经开始退居其次，被救出来的人们更需要的是专业的脑外、骨科、胸外、肾内、神经内、心理等专业医务人员，因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的伤员们，救治的路更漫长，稍有不慎，也会前功尽弃。还有更重要的大灾之后防大疫，是任何人不能掉以轻心的持久战。所有的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的军人。

别去埋怨我们的战士为什么睡下了，他们不是机器，灾难中他们已经透支到极点；也别埋怨战士们再不能一个人背起一个伤者，他们的能量也消耗殆尽，在那些人力难以达到的地方，物资给养很难送上去。而这一点，在我经历的1998年抗洪的时候多次发生，能送上物资的地方食物在腐烂，而坚守在最艰难地方的部队，没有吃喝。

灾难还没有过去，灾难中，有军人和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