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国人为两个地区近百同胞的相继逝去而伤怀。在山东，胶济铁路重大事故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71人；在安徽阜阳，EV71疫情已导致1520例感染病例，20例死亡。于国人而言，这是莫大的痛事，亦可谓两起不堪承受的灾难。

凡灾难者，必有天灾人祸之谓。“428”胶济铁路特大事故已被定性为“人为责任事故”；阜阳疫情也难脱人为延误之嫌，当地政府以“社会稳定”为借口，以谎言辟谣言，一度加剧了疫情蔓延。综观而言，“人祸”成分均不容回避。

凡涉人祸者，必有问责免责之别。以两起灾害的危害之巨，损失之重，不管是刑法、公务员法还是党政领导干部相关管理办法，似都足够迈进了“问责”的门槛。但问责是否会发生？会以怎样的途径发生？会从哪里发力？两起灾难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取向，似乎充满了太多的变数。

昨天，国务院“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调查组正式成立。调查组组长王君表示:调查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为准绳，认定事故的直接责任、主要责任、重要责任和领导责任，严肃追究事故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如此表态，表现出了对于法律问责充分的尊重。而在事故发生的当日，铁道部已经作出了免去济南铁路局局长、书记职务的行政决定，反应之快，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行政问责、法律问责似乎很快踏入了轨道。

尽管如此，网络上还是充满了对政治道德基础上相关官员“引咎辞职”的期待，有人认为，曾自打90分的铁道部主要负责人，应该以更高的政治道德要求自己，在灾难面前引咎辞职，这姑且可以理解为一种“道德问责”的诉求吧。至于是否会有人真的引咎辞职，什么级别的官员应该引咎辞职，好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如果说胶济线上的车祸在很短时间内进入了问责程序还多少能平抚人们怨愤的心，那么反观阜阳疫情，就未免让人有些震怒了。尽管疫情已经蔓延，死亡人数已达到20人；尽管政府曾有过以“只有几例死亡、不传染”的谎言加剧恐慌的记录；尽管有与昔日“大头娃娃”事件中拖沓16个月才介入查处如出一辙的拙劣执政表现……遗憾的是，这场被延误至今的疫情，竟然没有任何人为之付出代价，政治道德没看到，行政问责没看到，法律问责没有看到。任何问责的动向都没看到，甚至连一句官员道歉也没有听到，反倒是听到当地官员一次次地声明，“不存在延误”，“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等让人听来不禁愤怒的浑话。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群可以糊弄的愚民吗？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然是一个有责必然要被问的政府。而且越是权责清晰的政府，越是需要快问，公开地问，道德、行政、法律全方位地问。这不是要与谁过不去的问题，而是唯有一家哭才不至于万家哭的智慧。唯有快问，才能为已经犯下的错误有最彻底的割舍；唯有公开地问，才能迅速从政治的漩涡中走出来；唯有全方位地问，才能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立体问责机制。东挡西阻，拖三拉四，要么偏轻的行政问责代替法律与道德；要么兜底的法律问责代替行政与道德，只会让问责丧失起码的刚性，令百姓寒心。

问责机制的理想状态是:任何一起事故出来时，有点相关常识的人都能寻到该如何问责的轨迹。现在不是这样的，一边是岿然不动，一边是焦急呐喊；一边是条文硬规，一边是充满偶然，特事特办，变数无处不在。这种认知的混乱本身，足以彰显出太多的不正常。问责从哪里发力？程序从哪里启动？边界又从哪里划起？自动入轨也好，被动入轨也好，希望这两起重大灾难的问责走向能提供一个样本，最终能共同为民众塑造一个“问责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