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东出现了一个28岁的副厅级干部，引起人们议论。议论的原因，倒不是质疑这个干部来历的正当性，而是引向了对现行干部制度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忧虑。中国现行的干部选拔，近些年引入了公务员制度的若干元素，但离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官制度，还有很大距离。

毕:我国现行的干部制度，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干部职位的高低，与其革命资历和战功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经过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干部选拔不可能再以军功为依据。毛泽东晚年想从工农兵英模中提拔领导干部。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建设成了国家的主要目标，选拔劳模当领导已经不适宜。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讲学历、讲专业，并开始借鉴外国的公务员制度。

梁:中国和外国的政治制度不同，文官制度也不会一样。西方国家的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来源于政党竞选。事务官可以用考试方式选拔，不因执政党的改变而改变。我国的公务员不分政务官和事务官。一般人进入公务员队伍要通过考试，政府领导官员的产生要履行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但大家都清楚，在党管干部的体制下，上级领导人的安排，比选举程序对官员的仕途具有更大的权重。现在虽然出现了一些公推公选、电视竞选的个案，总的来说，自上而下的提拔，还是产生领导干部的主要方式。

毕:中国现在的干部制度，一方面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一方面讲台阶论。由于中国的行政层次是世界各国中最多的，中央下面有省、市、县、乡镇等层次，行政机关里对应的有部、厅局、处、科等层次，每个层次还有正副之分，甚至副职里面还有实际存在的档次差别，比如副书记实际上高于常委，这就使官员晋升的台阶空前的多。现在学历教育时间越来越长，如果一个年轻人大学本科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以后，从基层村官做起，一级一级地提升，30岁以前担任厅级官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些特殊的通道，可以使官员在年龄竞争上取得优势。给领导人当秘书是一条通道，团干部也是一条通道。这些通道，可以免去最低的几个台阶，从而获得升迁的年龄优势。山东28岁的副厅级干部，就是团省委副书记。

梁:团的工作是青年工作，领导成员自然比其他部门年轻。如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28岁的团省委副书记，不会引起社会的任何议论。现在人们知道，团的领导干部不会一辈子从事青年工作，他们的下一步往往是党政领导工作。这样，舆论就会要求，他们不光要有年龄的优势，而且要有实实在在的成绩。如果没有公认的成绩，台阶又比从基层做起的干部迈得少，就会引起争议。刘翔也很年轻，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能力如何固然有待实践检验，但他在体育上的成就，却没有任何争议。如果这个28岁的副厅级干部，在某些领域也取得过突出的成就，情况就会好得多。

毕:青年人做大官本身不是坏事。我现在想讨论的是，青年官员的来源，能不能再宽阔一些？除了官员队伍本身，能不能向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开放？中国这些年出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即NGO，有的从事环保，有的从事扶贫，有的从事助学，有的从事文化。许多NGO都有青年志愿者参加。有的NGO就是青年人创建和领导的。NGO成员有几个特点:一是擅长公共事务，并在某一领域有相当的专业训练和管理能力。二是他们本身不掌握行政权力，而是在为社会服务中建立自己的公信力，培养了良好的社会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办事比较节俭。三是在基层活动的时间较长，比较了解下层社会的真实状况，对老百姓有感情。四是事业心强，有理想情怀。其中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公众当中享有美誉。如果能够从制度层面开通渠道，让非政府组织的优秀成员担任官员，官员退出政坛也可以到非政府组织中服务，对于改变官场惯于眼睛朝上的积习很有好处。

梁:NGO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想方设法为公众服务。不为公众服务，它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在民主制度下，为公众服务也是对官员的要求。官员的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官员的薪水来自公民的税赋。外国政要崛起于社区政治活动，崛起于NGO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中国政界在选择领导干部的时候，如果能把为社会服务有突出成绩的NGO成员纳入自己的视野，无疑是一条能够给自身带来活力的开放性思路。这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也会产生很好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