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国是开讲

嘉宾:

曾  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杜克大学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与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人口分析》等。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政策、人口社会学等方面。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等。

吴向宏  现为美国Manatt Jones全球战略公司中国代理，IBD国际有限公司执行主事，Innoprise基金高级顾问及旗下New Market科技集团特别顾问。曾在美国、奥地利工作多年。早年出版过个人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包括美国Business Week和Red Herring杂志上发表有数十篇论文、评论。

（导语）

上世纪70年代初，刚从人多力量大的政治豪情中惊醒，中国旋又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在迅速前行的中国跑道上，计划生育政策留下了鲜明可见的刹痕。尽管这一政策实施以来，在控制人口过速增长，以集中有限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上卓有成效。但从人多力量大的人口幻觉出发，却并非是要走向人口越少越好的无知之境。而非此即彼的选择模式，恰在国中如影相随。

这使人口政策的讨论和反思，变得如此重要和急迫。它不在于以对政策意志的不服从，寻求社会秩序的强硬突破，而在于缓慢释放理性探讨，增进社会选择的整体收益。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希望贡献自己的新知和学识，实现人口政策的最优效益。就此而言，政策本身的调整与否，只是时机选择的技术问题，而弥漫于计生政策左右的这种话语迷障与心理阻碍，则是需解放思想的首发之处。

2008年全国两会，继中国社科院叶廷芳教授连同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之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亦建议，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当改变，实行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对于不生家庭给予奖励。尽管主管部委负责人强调，暂不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然而，这既非公众讨论的唯一诉求，也并不能涵盖这种讨论的全部价值和意义。

本期国是开讲，请到从事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以及跨国研究的三位专家，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副教授、美国Manatt Jones全球战略公司中国代理吴向宏，他们将从各自专业领域对中国人口战略和计生政策做出观察，提出建议。不求天然正确，只要畅所欲言，我们就在接近真理的路上。

南都：现行人口政策遇到很多的议论，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机？

李建新：我觉得现在包括媒体、学界、政府在内，认为这个问题很神秘，好像很敏感，我觉得很可笑。我讲的第一点是解放思想，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现在要破除新教条主义。回想过去八十年代我们给马寅初平反，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被打倒呢，那个时候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我们对人口的认识是人多力量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多是负担。这样一个认识，笼罩整个上下。所以，现在每个人看到正常的生育，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或者三个小孩，都觉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这个太让人觉得奇怪了。

在这种陈述中，人口是作为什么条件出现的？是作为负担，无论作为分子还是分母。我们现在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先认定它是问题，然后再来找证据证明它是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我们现在首先是在认识范式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南都：现行计生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在哪？

吴向宏：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直接影响就是劳动力供应将不足，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供应不足。这关键问题就在于国家的政策发展上，没有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影响。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不在于政策本身会造成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但会造成经济学上的后果，这又进一步加剧政策恶化的局面。现在有两个现象：第一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口、城市居民人口不愿意生孩子。也就是说，人口进入富裕阶层后，生孩子的意愿会降低。第二个就是当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他有最多的老人要去抚养。这些孩子结婚以后，老人给他的压力更大，他养孩子的意愿就更低。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白领阶层有扶养老人的负担，自己不愿意生孩子，造成这一阶层萎缩。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也造成很多后果：加剧贫富分化等，完全讲不清楚。

曾毅:：在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方案下，未来老年人口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等方方面面，均将带来严重问题。同时, 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十分昂贵。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还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力资源与老人-少儿总抚养比等方面的竞争地位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状态，很有可能因此而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因此，我们建议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例如，34-35或33-35岁。然后，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2－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二孩的软着陆。

李建新：我觉得它带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现在看到的和今后深远的。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一个关系的失衡。比如马寅初的观点，本质上就是人口和社会关系失衡这么一个关系。首先是由人口内部失衡，引起性别结构以及年龄结构急剧的社会变化，然后给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这些影响，社会学上经常说婚姻家庭这问题，独生子女这问题，家庭养老问题等，有社会经济方面说的劳动力迅速萎缩问题，老年人口比迅速扩大问题等，这些问题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增加社会的抚养负担。更深远一点，是国家的竞争力问题。竞争力表现在哪里？一个是劳动力数量，一个是劳动力内部的结构。素质就另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数量和结构问题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