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海的朱雪芹、广东的胡小燕和重庆的康厚明，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一出现在两会上，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连日来，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不断对他们进行采

访报道。据了解，康厚明代表于上月28日就提前到达北京，迄今为止已经接受了五六十位记者的采访，更多预约采访的媒体则被婉言谢绝。康厚明本人感叹说，“接受采访比干一天的活都累”。

媒体厚爱农民工人大代表，当然是有原因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工就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劳动，却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待遇和生活保障，因而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被看作弱势群体。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条件，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难题，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一直都是全社会努力的目标，不仅舆论始终为之大声疾呼，每年的全国两会上也都有大量与农民工有关的提案和议案，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也表达了对农民工群体利益的关切。关心农民工群体，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爱心洋溢之表现，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公正、正义、和谐和社群融合的渴望。

农民工人数有一两亿之多，站在农民工身后的人就更多，这个庞大的群体到底在想什么、有什么愿望、有怎样的权利主张与政治要求，我们的社会始终并不十分明了。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媒体和社会努力不懈地向他们投射关注，但这种关注毕竟是外部性的，是不切身的，农民工群体缺乏自己的权利代言人。农民工在政治上缺席的状况，终于随着政治改革的进程而得以改变。

大约从2001年开始，浙江等地的地方人大开始出现农民工代表的身影。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有了这个制度性的决策，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今年1月21日，当广东省人大宣布佛山某陶瓷厂的工人胡小燕当选为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时，“历史记住了这一天”。

在将近三千人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代表仅有3人。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和重庆，地域代表性也有所欠缺。由于是第一次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胡小燕等人坦率承认思想准备不足，提交议案建议的能力也不够，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学习。尽管如此，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仍然堪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一件大事。农民工进入参政议政的殿堂，让民主的广泛性得到了更好的保证。农民工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让立法机构和决策机关更容易听到来自底层的呼声，法律、政策的利益均衡性和公平性更有保障。出身底层的农民工成为政治地位崇高的立法者，让更多的农民工看到了提升自身地位的可能性，有利于弥合社会群体的断裂，更能促进不同户籍、不同出身、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之融合。这对于处在群体利益不断调整时期的中国来说，对于力求建设富裕而和谐的社会的中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虽然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现，“其标本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这种“标本意义”仍有可能向着扩展民主空间、疏通民意表达、均衡社会利益的实际意义转变。这就是社会热切关注农民工代表、舆论厚爱农民工代表的原因所在。

不用说，胡小燕等三位农民工代表身上凝聚着很多的社会期盼。正因如此，他们也会感受到更沉重的压力与更艰巨的责任。对于匆匆走向政治殿堂的“新人”来说，他们难免会出现种种不适应，对此，除了舆论要表现出足够的宽容与耐心之外，人大机关也应做出相应的扶持与培养。让他们在人大代表的位置上更称职，不仅是农民工群体的愿望，也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