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中国世纪’是不是真的来了？”时，对亚洲文化有个论断:“亚洲的整体文化被定义为‘盗版文化’。中国后来居上，超规模盗版，在所有你想得到的事物上，统统盗版。”

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业已成为世界普遍意识的今天，断言亚洲文化是“盗版文化”，确实有点危言耸听。亚洲的范围很大，说一个地区的文化以盗版为主，也许并不过分。如果将一个国家的文化定位为“盗版文化”，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即便如中国的文化，虽然我们最早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因为那时我们从上到下，还没有这种意识；虽然时至今日，包括盗版在内的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在我们这里还相当普遍，但是，将中国的当代文化定义为“盗版文化”，既不客观，也不符合实际。如果再将“盗版文化”的帽子带给整个亚洲，显然欠妥当。所以，尽管我很敬重陈先生，但对他的这个断言，笔者还是有所保留。这是因为，人类的知识是共享的，换言之，知识财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彼此之间相互借鉴，是文化交流的客观需要，只要依法行事，不能以“盗版”的罪名口诛笔伐。否则，西方人学东方的文化，也存在盗版“嫌疑”了。其实，一部今天的美国文化史，他们真正原创的东西，又有几个呢？

不过，陈先生的“盗版文化”说，对我们还是有警示意义的。不可否认，近二十多年来，西方的大门第二次打开后，我们曾以各种方式“借鉴”过，为此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声誉。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你我都是或多或少的参与者，都有盗版的“前科”或者嫌疑。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该有所反思。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匹夫有责。无偿使用他国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品不仅不光彩，而且是违法的。这种起码的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还远远不够。

但是，在承认错误的同时，有必要甄别清楚，我们先前“盗版”的多是技术产品，其中包括绘画的技巧。就文化本身而言，我们借鉴了西方文化中优秀的成分，这种借鉴和盗版是两码事。版权保护的客体，是有时间期限的。我们的年轻人热衷过西方的传统节日，你能说是“盗版”吗？哪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保护圣诞、感恩等节日？我们当代的文化，虽然创造力远不如历史上鼎盛时期，却也不是全无建树。现有的新建树，也未必全是“拿来主义”的东西。中国的小品，是艺术吗？是我们盗西方小品的版吗？

陈先生此话最大的好处在于，以警示的方式告诫国人，尊重他人的智力劳动成果，尊重每个人的知识产权，包括国外人的知识产权。换句话说，时刻怀有一种“盗版可耻”的意识，既是洁身自好，也是爱国的具体行动。毕竟，我们祖先没有的不良习惯，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最好也不要出现。

“盗版文化”是一种懒惰的文化，它本身也是可耻的产物。我们不想被扣上这顶帽子，惟一的办法，就是凭自己的智慧劳动，做一个守知识产权之法的世界文明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