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就有好多委员“开始说话”了，这是好事。没有谁规定只有在正式开幕之后，在分组讨论时委员才能“发言”。会内会外，口头的书面的，对会议的或者对媒体的，委员们都能畅所欲言，这多么重要。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一段名言:“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现在谁都记得“允许讲错话”这层意思，但是忘记了背景:汪洋书记就是在年初广东省政协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我的理解，这番话一方面是说，与委员交流对话的领导，在讲话时可能会因讲真话而讲错话，这应允许；另方面也是说，委员因讲“有感而发”的话而“讲错话”，也应允许、宽容。

列入政协“一号提案”的《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直指资本市场的税制（3月3日《证券时报》）；此前，女首富委员张茵已向媒体披露，准备提交提案建议“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集结号》的导演冯小刚委员则说:电影不是社论，请大家不要盯着它揪辫子、乱告状……这些提案、言说，或许并不完备，是“独自的视角”、是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代言”，但这样的声音能够顺畅地表达出来，不至于使我们这个世界的声音“一边倒”，这怎么也不会是什么坏事。允许说错话、说有争议的话，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进步的社会。

学者德沃金在名著《认真对待权利》中说:“当一个人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义愤，或者他必须随风使舵地保护某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他看来与他想努力保护的价值没有什么关系时，这个人，就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了。”他还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的主张，必须具有这样的含义——即使政府认为公民要说的话所带来的害处大于好处，政府阻止他们发表言论也是错误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委员、一位代表，如果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那么，还有谁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呢！什么是大道理？我始终认为，尊重他人“说话的权利”就是大道理，表达权、质疑权就是大道理。

季羡林先生活了近百岁，悟出一个人生道理:“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一方面，我认为季老说得很实在，另一方面，我也从他的话中读到了无奈。如果有一个环境、一个世界，能够“真话可全讲”，那多好。汪洋是这样说的:“政协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群体，跟思想活跃的群体交换意见，没有太多的束缚。”没有太多的束缚，甚至没有什么束缚，毕竟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我作为市里的政协委员，发言也是大胆而有个性的，我也是在努力地挣脱有形无形的束缚呢。

我们谁都不是神仙，谁都有说错话的可能。宽容包容错话，才能带来真话环境，有更多的实话。而真话实话在话语中的比例之多寡，可见时代之变迁。早在1896年9月2日，李鸿章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的采访，记者这样问他:“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李鸿章说的也是真话实话，当然，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想法表达越活跃，越不是什么混乱；思想表达越充分，越能表明我们社会的进步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