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工作电话3197977，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工作电话3166500……2月16日，昆明市向社会公布该市四套班子成员，市直各部门班子成员，市下辖5区、1市、8县四套班子成员的工作电话，同时公布的还有该市所有副处级以上党政官员的职务分工情况。为此，《昆明日报》动用了4个整版，该报一时“洛阳纸贵”，轰动昆明。
昆明市的上述举措在国内开了先河，是当地党政机构政务作风转变的一小步。媒体如此公开相关政务信息，也开了党报先河。这些理所当然受到国内舆论普遍欢迎，有网友跟帖评价“昆明刮起了仇和的第一股施政新风”。
联系仇和在江苏工作时的施政风格，这股新风显然与仇和的推动有关，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推动当地党政机构政务公开迈小步的决定性因素是“时势”，推进政务公开，最终推行阳光政务，打造透明政府，虽说路途漫漫，却是时代潮流和社会进步之必然，能顺势而为乃头脑清醒者。
公开与透明，公正与清廉，是现代社会施政者无从回避的“时代约束”，早报评论员注意到，围绕上述社会焦点议题，近年间尤其是十七大以来，各地党政机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实际改革举措推出，暂时尚未有实质动作的，也或多或少有点儿姿态表白……
就说上海，围绕“上百亿元私车牌照拍卖款都是怎么用的”这一涉及巨额公共资金使用和监督的焦点话题，为了兑现政务公开的承诺，市发改委曾于去年 4月17日向市政协专项视察组作过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汇报，且汇报内容还在沪上媒体作了简略披露。但在今年初上海两会上，仍有不少代表、委员对私车牌照拍卖收入的下落进行了锲而不舍的“追踪”。
众所周知，代表、委员有权代表市民就公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为回应民意，在市两会闭幕不久的市政府记者招待会上，韩正市长明确承诺：“市政府今后将继续加大公开透明力度，其中土地出让金、私车牌照拍卖收入等各界普遍关注的公共性资金必须公开。”显而易见，这也是一项进步，也系推进政务公开迈出的“上海步伐”。还是昨日，早报刊发广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沪访问的消息，在两地党政领导就拓展沪粤合作交流领域举行会谈时，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学习对方先进经验，继续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是呀，没有30年改革开放的“累积效应”，就不可能有今天已呈现且不断突破着的各级政务的有限公开，然而，没有思想解放开道在前，就不可能出现持续的改革开放。
我们已取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果，乃至政府职能转型，政务公开等程度不同之进展，若要寻求“问渠哪得清如许”，其“源头活水”首先发端于思想之解放。就说本次“昆明之举”，官员通讯录其实各地都有，做记者的为求个采访便利，均以搞到通讯录为幸事，只缘此乃内部发行，拥有者本身还得有一定行政级别……如今昆明市率先向社会公开官员工作电话，其好处包括对干部的“爱护”不说也罢，早报评论员只出一道思考题：若不首先破除“怕”和“烦”二字，若没有思想解放在先，这可能么？
有思想解放在先，执政方式的创新和透明化可期。表面上，本文所及的“昆明之举”或“韩市长的承诺”，仅涉及政务公开，最多涉及党政机关转变作风，可若追根溯源，转变作风正属执政方式创新的一项具体内容。今日中国的改革成果是在不断总结各地各阶层群众的实践经验中铸就的。“仇旋风”此举可能一时把春城给点着了，其效果未必十全十美，但是若没有充满勇气的创新实践，哪有30年来的改革之果。正如昨天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谆谆提出的： “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这才是中国30年来改革不断前进、少走弯路的真经。
稿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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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鲁宁
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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