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雪灾原因，交通大受影响，人们普遍感到出行困难，能源供应也一时吃紧。正逢春节将到，于是，深圳的火车站等处一时聚集了众多的滞留旅客。归乡之情又是何等的切切，漫长等待是何其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现象？仅仅是恶劣的天气吗？

其实，恶劣天气并非中国独有。如果说到政府的原因，我们则陷入了一个政治学常见的误区，那就是政府本身也不是万能的，指望政府面面俱到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理想状态。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政府越俎代庖地管理了太多太广的领域和范围，即使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还是存在这个问题。结果是政府想做又做不好，政府能做的又未必去做，公民想做的、能做的，政府又没有政策鼓励他们去做。更为糟糕的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人们居然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和温情。人人都需要爱，人人都呼唤理解与爱，却找不到爱在哪里，并将缺乏爱与互助的尴尬局面视为常态，觉得自己生存的城市其实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园。越是这样，春节这样的周期性家庭聚会就显得更为重要，人们就非回故乡不可了。今天的中国，包括深圳，其实就面临着这么一个公共伦理困境。

笔者几次去香港，感觉两地最大的区别在于，香港有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体系。在香港，无论是在街道、地铁站或者其他地方，到处都活跃着热情的义工。无论遭遇SARS那样的公共危机，还是其他各类危机，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浓厚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具体的、是行动的，也是需要组织和管理的。组织化的爱可以更强大，更为高效。譬如，深圳火车站前有众多滞留旅客，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不是几个人的自发行动就可以去解决的。焦虑中的人们需要医疗专业人士的心理辅导，维权技能有所欠缺的人们需要律师等职业人群的法律辅导，饥寒交迫的人们则需要应有其他公益组织提供物质性的帮助。如果医生、律师等能够以一种公益组织的形式集体出现在大街小巷，对社会来说，那将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以本次春运为例，笔者认为，这样的公益组织在深圳还不够多还不够活跃，一旦他们在数量和活跃性方面更提高一些，很多公共困境本可避免。政府本只需要负责必须由自己承担的事务，其他一些事务则可交给公益组织自己来处理。这样，政府在科层制组织形式运转中所出现的弊端，就可以在发达的公民社会体系中被有效化解。由于公民、社会和政府各司其职，深圳自然就可以变得更为活泼动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深圳的这次遭遇不是偶然的。作为一种公共困境，民间自救机制的缺乏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制度性原因。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有待落实和保障，政府管理模式有待进一步转变，向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服务型制度转变。如果政府完成这样的体制性转型，即使再遭遇类似这次的大灾难，只要有了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深圳就可以以文明的姿态高速运转，而不至于面临目前的困境。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