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孕妇之死”背后的社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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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关于“孕妇之死”的报道和评论已经很多了，大多集中在对手术签字制度的考问。我仍然坚持我几天前的看法，该事件体现的是社会的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隔膜。我们应该通过深入了解肖志军和李丽云之前的遭遇，从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不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聚焦于手术签字制度，其社会心理值得细细探究。

在相当多的报道中，肖志军被刻画成为一个愚昧、无知、自私，甚至是“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手术签字制度才会成为关键问题——分析一个“精神病”有什么意义呢？但如我之前所说，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实际上，肖志军的种种行为完全可以理解，比如他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认为自己以后会当官，这在我们读过的通俗历史演义当中不是很常见吗？再比如他花钱跑官要官，这说明他对当下社会权力分配的现实有很准确的判断，只不过手段低级罢了。他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视为“偏执”；然而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只有偏执狂才会成功”——比如李彦宏做百度。从性格上来说，肖志军真的和李彦宏有那么大区别吗？只不过李彦宏的知识来自硅谷，肖志军的知识来自孔孟之学，来自易经，他的知识结构完全落伍了。

同样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你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很适应城市生活，不论是装扮还是语言，都很得体，比如写字楼的白领；而另外一个群体则明显格格不入，比如农民工。这两个群体各行其是，完全没有共同语言。这让我想起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两个概念：旅游者和流浪者。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都在流动，但同样是流动，可以分为流浪者和旅游者两个群体。旅游者流动是因为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数有趣的东西，而流浪者流动是为了生存而别无选择。“旅游者一路绿灯放行，流浪者一路红灯止步。”比如我们看到的驴友和农民工就分别对应旅游者和流浪者。在鲍曼看来，旅游者和流浪者的对立是后现代社会的首要分离。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因为生活经历的迥异，他们即使相遇也无法交流，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假如狮子能开口说话，我们也听不懂它们。”

鲍曼还说：“因为他们(流浪者)毫无用处，所以他们也是多余人。由于是多余人，他们自然成了羞辱的对象和替罪羊。可他们的罪行无非是希望成为旅游者，只不过他们没有能耐像旅游者那么遂心如愿罢了。”“没有流浪者的世界是旅游者社会的乌托邦。旅游者社会中的大部分政治——如迷恋于‘法律和秩序’，把贫困作为犯法，等等——都可以解释为坚持不懈地冲破重重困难，把现实社会提升到乌托邦的水平。”请恕我不厌其烦地引用鲍曼的话，因为这些话简直就是为“孕妇之死”所说。所以，把肖志军污名化，把问题聚焦于手术签字制度，原因很简单，我们只愿意看到一个世界，“文明”的世界，而不愿意承认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两个群体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弊端、对医治弊端的方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所以在我看来，手术签字制度的修修补补根本无关紧要。“文明世界”的法律、道德，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失效的。比如对电影《盲山》中的村民来说，遵守法律即意味着断子绝孙，那试问法律对他们来说又有何用？根本的解决之道并不在此。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也说“富之”而后“教之”，道理并不复杂，只不过我们常常无视这一点。

回到“孕妇之死”，我们也必须通过追寻肖志军、李丽云的生活经历，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前天《南方都市报》报道中提到的居委会驱赶肖志军、李丽云，救助站不予救助，这些才是问题关键。而我相信在继续追寻的过程中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要知道，其实我们都处在“完美的旅游者”和“无计可施的流浪者”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我们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命运密不可分。

□彭远文(资深媒体人)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