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旅游，用“审美的目光看北京”，到9年前，选择移居北京，“嫁给这个城市”，用“建设者的目光审视北京”，挑剔北京，刘舒慧正在完成从寄居者向首都公民的过渡。

这位来自呼和浩特的“漂一代”，现在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从事公民教育、社区民主自治。她表示，“不能持过客心态，漠视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任由它坏下去。只有如此，这个社会才会更健全，更有秩序。”“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据7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说刘舒慧们的努力让人看到公民社会前景的阳光，那么安徽蚌埠鲍家沟的村民集体向国家环保总局官员下跪的事件（7月4日《中国青年报》）则让人看到公民社会前景的阴影。

说村民们缺乏公民意识是容易的，但也未免是残忍的。相比之下，我更愿抱以“同情之理解”。在制度性救济缺失的现实下，与“跳楼讨薪”、“贺卡讨薪”等“另类”维权方式相比，下跪不过是面临生存困境的中国百姓最自然也是最传统的反应。对于饱受污染之苦，已经上告了10年，“市里、省里都来查过”然无济于事而日益绝望的村民们来说，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无疑成了他们眼中的“青天”！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钦差”似乎并无尚方宝剑，甚至连污染企业的大门都进不了！无怪乎连有“潘旋风”之称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亦坦陈周期性环保风暴已经走到尽头，“没有催生制度的‘风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然而，除了坐等污染企业的“道德自觉”和“良心发现”以及“催生制度的‘风暴’”外，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让我们来看看专栏作家连岳的选择吧：自厦门PX项目争议之后，就再也不去该投资商在厦门经营的翔鹭国际大酒店消费一分钱——“当大家的购买力选票起作用时，那些污染企业就得开始悔改了。”（据7月12日《南方都市报》）

一个社会若仅止于个人奋斗，而无制度性的整体推进，则一切幸福皆可疑。然而，一味推诿于制度而完全消解公民的个人责任，则只会导致普遍的冷漠和犬儒主义。正如挪威作家易卜生所言，“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马克思就曾批评，“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制度史亦是一部精神史，总有她的主笔。正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无任何参照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设计了美国的制度并践行了它——乔治·华盛顿坚决拒绝了终身总统。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感慨于美国年轻人的朝气蓬勃：“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美国社会的繁荣，除归功于其建国之父们的“第一推动”外，更重要的是千万个普通美国公民以“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奠定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美国民主的基石。

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面对法西斯的猖獗，托马斯·曼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而原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向世界展示了德意志民族理性的力量，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多年后，一位诗人写道：跪着的德国总理，比站着的日本首相高大。

内心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有学者认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中国历史要彻底摆脱顺民和暴民的钟摆式震荡，须从公民教育开始。著名学者秦晖教授曾表示：“就中国没有Citizen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从农民到公民，不啻为一次远征。

正如腐败不出一个新体制，我们也跪不出一个公民社会。不要幻想天上掉馅饼，DoItYourself，一个健全（但不要奢望完美）的公民社会，有赖于千万个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点点滴滴的DIY式努力。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因为爱，所以建设，“即使这个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仍要种下一株小苹果树”；因为爱，所以批评，正如伟大的雅典不能没有苏格拉底，一个健康的社会又怎能没有自身的“牛虻”？

纵使我们缺乏德雷莎修女那样“爱，直到伤害自己（Loveuntilithurts）”的大爱，也缺乏古代圣贤那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我们仍可以做点什么——“我们无法改造社会，就改造社区”——一如刘舒慧的“积极自由”行动；抑或不做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说“不”的另一种方式——一如连岳的“消极自由”选择。相较于盼青天式的跪求，再“消极”的自由仍是自由。

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面对转型期“礼崩乐坏”的局面，每每有人痛言“这个社会没戏了”，他们看到了腐叶，却没有看到新绿，看到了污秽，却没有看到生命……量子理论创始人普朗克认为，“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如果说在漫长的历史中于普通中国人而言“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平庸和无聊”（余华语）的“活着”本身就是意义的话，那么，对这一代新人来说，“为什么活着”及“怎样活着”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从1998年至今，刘舒慧从未办过暂住证，这种“公民不服从”姿态的背后，是“我没有必要暂住到祖国的首都。”在她看来，“我纳税了，我参与北京的建设了，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北京人呢？”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公民意识充分觉醒并深具“DIY精神”的一代，他们信奉“我的地盘，我做主”、“做最好的自己”、“大狗小狗都要叫”，尽管也不乏“睡着的，昏着的，躺着的，玩着的……”，以及那种“一心要过别人的生活”的不自信与“单向度”消费主义的贫困。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缔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是的，“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历史就在我们希望立足的地方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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