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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的今天，煞有介事地搬出马克思、恩格斯实乃匪夷所思。发展经济的不同制度和手段，并没有“姓社”“姓资”的属性，孰优孰劣，裁决权在百姓手里，并非是什么学者、什么权威能拍板定论的。
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成了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按华尔街一位金融家估算，这笔钱“足够买下微软、花旗、埃克森—美孚，剩下零头还可顺便买下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
改革开放 成就喜人
这骄人的业绩当然是改革开放之功，也与五年前加入WTO直接相关。正是这五年，中国大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快速地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出口国。中欧、中美双边贸易都翻了一番。现在，“中欧经贸混委会”“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非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日渐成为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领域中“大哥大”级的国度。
成就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亚太部长级会议上所说，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获得好处，中国也将对世界经济繁荣作出贡献。
然而，戴有色眼镜的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大局和经济发展现状却总要作出别样的评价。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就改革开放三大要害问题挑起论战：单一的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共容共存孰优孰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或曰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谁高谁低；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功是过。这些问题，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评估就是：当前的中国到底是阳光普照还是阴霾四合，是前途光明还是危机四伏？一句话：改革开放这条路到底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不难看出，发出质疑的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充满了虔诚之心，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但他们的立论却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
有论者从分析经济危机入手，得出结论说：“社会化大生产越发达，经济危机周期越短”、“私有化乃经济危机温床”、“公有制＋计划经济是消除经济危机最根本手段”、“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的”、“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消灭私有制”、“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种种不足，但并不等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适合长远发展，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生存”……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的今天，忽又煞有介事地搬出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论述，实乃匪夷所思，似乎也很难辩驳，否则邓小平也不至于高挂“不争论”的免战牌了。
事实胜于雄辩
其实，邓小平是对的，这是争论不清也不值得争论的伪问题。市场、计划，私有、公有，是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的不同制度和手段，并没有“姓社”“姓资”的属性。厚此薄彼，高擎社会主义战旗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大加挞伐，岂非无的放矢。经济活动是亿万民众的社会实践，财富的多寡、民生的苦乐，是可感知、可触摸、可计量的，孰优孰劣，裁决权在百姓手里，并非是什么学者、什么权威能拍板定论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近，凤凰卫视做了一件好事，用连续十几期的大制作，以丹尼尔的名着《制高点—百年世界经济风云录》为纬线，全面梳理了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等经济学界不同学派产生背景及其间的激烈冲突，全景扫瞄式地回顾了计划、市场、公有、私有这些针锋相对的制度在全世界各国或由试验而兴起、成功，或由红火而式微、衰败的历史进程。
西方学者不足信
百年风云、百年激荡，人类付出了惨痛代价，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在现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们觉悟极大提高”那样的理想社会实现之前，指望人们都能消除私心，在全国一盘棋的公有经济体制下，为国家“各尽所能”，打造繁荣、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只能是美丽的乌托邦。证据太充分了，例如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局，例如我们堪称“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又例如至今仍然坚守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以至闹得举国上下饥肠辘辘四处寻求救援的那个东部邻邦。话无须说太多了，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该记得连盒火柴都要凭证购买的酸楚日子。对这种物资极度匮乏而管理却极为精细严密的计划经济，与因生产过剩而把牛奶倒进河里的经济危机，不知什么人会讴歌前者而讨伐后者。至于成百上千万饿死人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更不知有什么优越性值得称道。
笔者注意到，有论者为计划经济、公有制大唱赞歌的文章中，不时援引一些西方学者的论述，意思是说，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比我们看得明白。这恐怕是对西方的误读。应该看到，在那同性恋可以登记结婚、总统经常被漫画戏弄、总统楼下允许反战老妇静坐示威的国度，是什么主张都可以发表，什么怪论都不难出书的，怎好不加甄别随便引来为自己壮胆呢？就如他们转引的“美国马克思学者”建议中国“保持独立的惟一方式是与第三世界某些国家如印度、古巴等联合起来，改变国际组织的规则”，就恐怕不是什么善言、良策，而是与我国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的中国要和平发展，中国愿意接受国际社会现存秩序和游戏规则，中国将是国际大家庭可信赖、负责任的合作伙伴，是推动国际大家庭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而绝不是麻烦制造者的基调完全拧着劲的。更有甚者，美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竟然把文化大革命捧上了天：“1960-1976年中国是‘毛主义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高点，后来中国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样的信口胡言，难道也具有学术价值吗？
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问题
忽然想起胡适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句名言：“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口号在当年列强环伺、国难当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启蒙双重任务，共产主义思潮刚刚兴起之时，受到围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经济问题，观察世界走势，确乎不能再“理论来理论去”地纸上谈兵，而应该针对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了。请记住：共产主义的兴起也好，资本主义的消亡也好，只能靠亿万民众在大地上实现，绝不是理论家在书斋里可以完成的。（凤凰视点）
张忠文 作者为资深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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