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谦

冷战结束后，中国曾长期面临的全面战争威胁明显下降，由外部势力武装入侵而导致的存亡之忧，已不再是中国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国家发展利益受到的制约与威胁正不断上升。总有一些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稳定、繁荣和壮大，他们在无力剥夺中国的生存权的情况下，日益把重心放到削弱乃至剥夺中国的发展权上来。

这些敌对势力在尽可能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或明或暗地支持纵容“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增加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成本。同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扰乱中国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迟滞中国的发展步伐。控制中国对外联系的交通枢纽与咽喉航道，扼制中国发展的生命线等等。所有这些，虽然不像全面战争那样立即带来国家生死存亡问题，但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态势与前景。这种矛盾还会随时转化为刀光剑影的军事冲突，只是强度与规模不同罢了。

发展问题与生存问题并无截然分界线，没有发展也就没有生存。国家长期得不到发展，国力日益萎缩，最后也必然走向衰亡。与战争的血腥屠杀相比，这是一种柔性杀戮，或者说是灵巧谋杀。这种安全威胁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与危害性，处理起来，难度更大，更为棘手。

因为在生死存亡的威胁面前，比较容易动员与凝聚军心民心放手一搏。而发展利益所面临的威胁则不同，它不是人人都能直接感受到它的严重性，各种利益纵横交错，各种矛盾相互纠缠，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既要应对这些日益突出的复杂矛盾，又要尽可能保持战略全局的稳定，弄得不好顾此失彼，政治风险相对较大。

国家安全战略重心由维护生存利益向维护发展利益的转变，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们所面临安全威胁的新型态、新特点，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特别要重视的是：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前提，发展的威胁虽然表现于外，但应对这种威胁的关节点则在于自身免疫力。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安全问题的重点在内不在外。苏联、东欧一些政权都不是别人搞垮的，都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只要我们能妥善处理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如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国企改革与金融改革问题等等，始终保持政治清明、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局面，我们就不怕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扰和牵制。

其次要立足于以实力求和平，以实力保发展。要保证国家发展环境不被破坏，没有确保打赢战争的实力是做不到的。制止战争、预防战争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主观愿望，而是以坚强的实力为后盾的，它比打赢战争的要求更高。在当今世界，强权政治远未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不能过于天真浪漫。只能以实力求和平，以实力保发展，以备战求避战，以斗争求团结。

进一步建设相应的现代化国防力量，不仅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越是想和平，越要加强国防建设，不要怕人说三道四。只有具备足够的实力，才能有效排除各种非和平因素的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才能实现。

再次，要高度重视强化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生存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容易保持警惕，民族凝聚力强，大家同仇敌忾，“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而当生存危机缓解后，在新的环境下，人们容易解除思想武装。随着西方文化东侵，金钱挂帅，物欲横流，易导致人们心灵的迷失和核心价值观的蜕变，容易沉迷于物质享受而忘乎所以。

一厢情愿的“远离战争”是十分危险的。一个民族一旦在思想上“远离战争”，战争幽灵的死亡之吻就离他不远了。这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