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一侧的鸭绿江河岸

外人眼中谜一样的朝鲜，对丹东人来说，则是一个熟悉的邻居。

5月25日下午，28岁的导游王敏(化名)接到老公从丹东边防站打来的电话：“老婆，端午节我不能陪你了，朝鲜又核试验了，全团的人都不让休息。”王敏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

朝鲜的核试验，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可以品评的国际新闻，而在丹东人看来，更接近一个本地新闻。王敏不仅担心丈夫的安全，还有自己的饭碗。核试验后，赴朝的游客减少了。

对于朝鲜，丹东的中年人都有些复杂的情感，他们不仅在小学历史课本上能读到，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亲身感受到阿妈妮的疼爱。那是最美好的时光。

在丹东虎山长城，有一个叫“一步跨”的地方，意即最窄的鸭绿江只有一步宽。目光所及，中国一侧看不到任何铁丝网、士兵，而对岸却铁丝密布，隔100米就有一个哨所，士兵均荷枪实弹。

“文革”期间，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偷渡的原因很简单：缺粮。改革开放前，丹东跟朝鲜一样都是计划经济。在丹东，配给经济导致每人每月只能分到半斤猪油、三两豆油、29斤大米。但即便如此，日子过得也比朝鲜强。

1992年，中韩建交。其时，丹东人早已跨越了姓资姓社、敌我矛盾这一意识形态的樊篱，致富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那一年，23岁的丹东化学厂劳服公司职员刘庆辞掉了工作，摆起了水果摊，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如今她已是一名资产逾5亿的边贸商人。朝鲜却仍视个体经济为洪水猛兽，农民下地劳动都要插一个小红旗。

2002年，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王万经去新义州旅游，限制很多，有两位朝鲜导游跟着，只能在指定地点参观，不能跟老百姓接触。临走前，他们被安排参观一家幼儿园小朋友表演，演完，他们给小朋友送上铅笔，小朋友鞠躬致谢。王说，他和老伴现在住着100多平米的商品房，而在朝鲜，据说是将军才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