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首先必须为村集体算账，核实集体资产经营结构、收益状况。

更为繁琐的清算工作是人员界定，村集体资产从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开始积累，那么能够享受集体资产权益的人员就必须从1983年起界定。股改领导小组必须摸清各村从1983年到“撤村建居”这段时间内的人口变化，只要这段时间内户口出现在村里，都将持有股份。

据当时参与改革的东郊乡政府工作人员徐益波介绍，十余名工作人员为此连续工作了两个多月。不断召开座谈会、社员代表大会，工作组甚至需要挨家挨户上门解释政策，将量化到人的股份享受情况、农龄数和改革实施意见、章程等全部上墙公布，接受监督。“村里有一个人不同意，改革方案就搁浅”，江东区委副书记王必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集体资产量化的方案和章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10多次之后，最终得到全体村民的确认。

经过核算，宁江村的集体资产共有1.36亿，主要靠租赁写字楼、厂房等固定资产获利。除了宁江村目前在册的400个农民，还有1600名之前已经将户口迁出宁江村的村民获得集体资产的股份。宁江村的集体资产将“一刀切”，全部分配给这2000名村民。

1.36亿的集体资产被分为136万股，每股为100元。股份分为“人口股”和 “农龄股”。集体资产的30%作为“人口股”，由2000名村民均分，另外70%按照在村里的工作居住年限分配。

这一年，55岁的村民刘继昌领到了股权证，他持有2600余股。这意味着，宁江村1.36亿的集体资产中，他有26万余元的股份。他每年可以获得这26万元股份的盈利分红。股份允许继承，也可以在股东之间进行转让，但是不可以退股提现。

股改试验全面扩大

宁江村的股份制改革参照《公司法》，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2002年6月，宁江村召开了由48名村民组成的股东代表大会，宁江村的原治保主任郎贵华，这一年被村民选为董事长，而老村长董敖其，则担任监事会主席。另有其他6名村干部被选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的办公地点仍然在村委会的农家小四合院里，只是，原先的村委已经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

股改之后，原有的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了个人，村民对集体资产处置的担忧得到化解，江东区的城市化进程也逐渐理顺。宁江村改革之后，试验从试点村扩大到全区。

2004年10月19日，宁丰村634位居民成立了宁丰社区，江东区最后的村庄被撤销，江东区29个行政村全部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农民”从此成为江东区的历史。

股份制改革之时，经过核算的集体资产有29.68亿元。2006年底，江东区曾再次对各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一次资产清算，调查结果显示，29家股份经济合作社总资产达到38.16亿元，比改革前的2000年增长了42%。

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产也上升至1.9亿元。至2007年，刘继昌的分红已经上升到3万元，股改之前，宁江村50岁以下的村民，只能获得每人每月15元的福利。

浙江是全国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不到0.5亩。随着浙江省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9年推行新的《土地管理法》到今年6月底，浙江省总共征用土地超过200万亩，全省失地农民已超过120万人。

2001年到2008年，股改七年间，由于宁波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都由此种方式得到解决。“农转非”之后，农民逐渐融入城市生活，九成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二、三产业就业，有了工资收入。通过社会保障体制配套改革，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和新型合作医疗全面推开，覆盖率达到100%。

此时，分红已不再是股东单纯的生活福利保障来源，集体经济组织所承担的原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也被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