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特约撰稿/赵青
50年前的一张土地私有权证
刘廷昆、刘钧泽、刘钧兆，广东省中山市三兄弟。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的“耕者有其田”，经过三年的试点和实践后，成为这三兄弟手上的一纸《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落款日期是1952年。
由此，他们享有了12.8亩地和1间房屋的私有权，可以耕种、居住，也可以买卖、转让、赠与，任何人不得侵犯。
尽管早已作废，土地也不能再买卖，他们的下一代还是保留了这张业已发黄的纸。
当年改革的效果是显著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生产增长了一半，农民购买力提高了一倍。
这是一个短暂的私有化时光。不到一年，中国逐步进入人民公社时代，从农业互助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刘氏三兄弟的土地成为了中山市湖州村一个生产大队的集体资产，三兄弟则成为集体社员；直到1978年的家庭承包经营改革，他们的后代、所有权证的展示者刘大爷开始承包起其中的几亩地至今。
半个多世纪中，从土地私有化到连锅碗瓢盆都归公的人民公社，再到家庭承包经营，中国农村几乎经历了产权制度变革中最剧烈的几级。
1958～1978年，完全公有化的制度挑战
当刘氏三兄弟们获得的土地私有权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后，一个现实问题开始凸现——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资金的最大来源只能是农业。
根据历史资料，50年代的农业剩余占总产量的30%，国家征收11%的农业税，仍然不够用。提高税率的尝试迅速遭遇了农民的抵制，而将土地转为公有、由国家控制农业剩余分配似乎更为现实。因为中国的土地私有化是政治运动重新分配土地的结果，已经包括了公有化的一切可能。
收权是渐进的。1952年开始的初级合作社中，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通过集体合作耕种，上交了使用权；1956 年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进一步收回了农民的所有权。
但几乎在同一年，农民已经开始了最淳朴的制度挑战——拉走自己的牛，退出合作社——而且出现在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8个省。
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历次农村改革的亲历者杜润生曾在一本自述书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更聪明的农民，则探索出一条体制内的修正路径——包产到户。最早的记录见于温州永嘉，1956年，小岗村之前22年。
1961年的中央农工部报告记载，“包产到户，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甘肃临夏70%的生产队选择了包产到户，安徽更是达到了85%。
只是，他们的尝试被记录下来的同时，也被冠以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名进行批斗。
人民公社20年间，类似于包产到户的尝试屡禁不止，但从未得到过中央层面的政策松动。直到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分了田地，包干到户。
一项60年代就有20%～30%的生产队尝试的包产到户政策，直到80年代才风行全国，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小岗村之后，安静的15年
一切并非水到渠成，小岗村严俊昌带着其余17个农民按了手印之后的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明确反对:“不许包产到户。”
第二年4月，国家农委召开的七省三县座谈会《纪要》允许“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但半年后中央又予以否定。
尽管当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从多年来的3万斤激增到14万斤，反对之声仍然激烈，隔壁省份的农民和干部不理解小岗村，天天放广播进行批判；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时任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的周曰礼介绍完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的经验后，又被其他省市代表集体围攻。
进入第三年，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意见分歧之大，导致文件多次修改，结果还是区分对待，“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贫困地区对集体丧失信心则要支持。
又过了一年，冬天起草、春天下发的1982中共中央1号文件，终于突破了按发达、落后地区划线的政策，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且长期不变。
随后又连续发了4个中央一号文件，定下了15年承包期。
1993年，小岗村15年的承包期眼看就要到了，中央提出延长30年不变，随后在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时写进了法条。
但一年前(1992年)，中国的最南部，广东南海的一个村子，竟然再次选择了集中土地，然后推行股份制合作。
仅仅安静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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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青
编辑：
邵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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