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标志着‘921’计划圆满完成。”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中科院一位资深航天专家这样说，“但‘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只是我们载人航天计划迈出的第一步。”
1958年：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5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44岁的钱学森博士度尽劫波回到祖国。8个月后，他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实施方案，实际上是一份关于我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书。为了保密，钱学森用“国防航空工业”一词来代替“航天技术”。
“导弹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在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钱学森这样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立即召集在京的另几位元帅，对钱学森的建议进行讨论，结果是一致赞成。
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出了在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成为首任院长。
1958年5月1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7个月前，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拉开了航天时代的序幕。
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研制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负责实施该计划的“581组”和三个设计院很快成立，研究所大楼和高空模拟实验基地也相继建成。第一个方案：计划在国庆10周年时发射中国自行制造的首颗卫星。
然而，随后的三年自然天灾和“文化大革命”，导致研制被不断地推迟，直至1970年4月24日，太空中才传来来自中国的声音——东方红乐曲。
1966年：中央专委召开宇宙飞船会议
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期间，美苏载人航天竞争也进入白热化。1961年4月、1962年2月，苏联和美国先后发射成功载人飞船。
由于被苏联拔得头筹，美国人很恼火，为了一举超越苏联，扭转美国在航天竞争中的不利局面，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决定实施耗资达200多亿美元的“阿波罗”计划，实现载人登月飞行并对月球进行实地考察。当时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韦伯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载人登月是美利坚的目标，“这将引起全世界的震动，对于提高国家威望和鼓舞国民信心具有突出的作用”。
消息传来，中国许多航天专家彻夜难眠，决心奋起直追。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讨论国防科委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报告。当时，我国已成功进行了两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但仍处于“有弹无枪”状态。此次会议就是要讨论导弹核武器试验方案。
几天后，根据航天专家进一步发展运载工具的建议，在国防科工委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极秘密的宇宙飞船规划会议。
经过20多天的讨论，专家们达成共识：我国无意参加美苏的太空战，但载人航天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我国在卫星研制的同时，也应逐步开展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中央专委采纳了专家们的意见。
1970年：空军秘密选拔航天员
“曙光一号”曾经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首艘载人飞船。1970年7月14日，就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不久，毛泽东主席批复了一份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报告。专家们在报告中呼吁，要“一鼓作气，把中国人送入太空”。
1971年4月，80多家单位、400多名航天专家来到北京京西宾馆，对载人航天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了“714工程”发展载人航天。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升空。
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由空军负责。选拔小组于1970年10月成立，开始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选拔航天员。在跑遍了全国的空军驻地后，选拔小组从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中挑选出80多人，分三批集中到北京进行“特殊检查”。(参见本报对中国第一位预备太空人的专访)
这些人在进京时只知道“执行秘密任务”。他们被集中安排在空军总医院的一栋楼中，不允许与任何人接触，也不允许联络家人，完全是封闭式的。
由于一些体检项目在过去从未经历过，有人开始猜测可能是进行航天员选拔。模拟实验舱、离心机、隔音室、失重，任何一个项目稍有不合格即被淘汰。到1971年3月15日，这80多人最终只剩下19人。
1972年：毛主席说，先处理地球上的事
为了在1973年底能发射“曙光一号”，航天专家们做了许多防热材料和大型试验，甚至连运输飞船的车辆和航天员的食物也有了初级产品。更重要的是，“曙光一号”的全尺寸模型也做了出来，其设计以返回式卫星为基础，结构为两舱式，可容纳一名宇航员，计划用正在研制的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
在做完这些准备工程后，航天专家们已“倾尽所有”。在那个政治动荡、经济困难的年代，国家拿不出更多钱来支持和发展航天事业。由于经费的缺口，载人航天计划无力为继。“把用在载人航天上的钱，搞经济建设更有实际效果”，国内开始出现很大的争议。
最终，毛主席拍板定案，载人航天的事暂停一下，先处理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草图中，一放就是30年。
1986年：航天技术列入“863”计划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一份建议书上作了如下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份建议书由四位著名的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联名提出，内容是呼吁中国要跟踪研究国外战略性高技术的发展。
中央很快便组织了数百位专家就此事进行论证。之后，选取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计划、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七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做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这就是“863计划”。
由于航天技术是863计划选定的第二个高技术领域，因此“863—2”
至今被冠在其研究子课题编号之前。航天专家在论证该领域的研究目标时，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返回式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通信卫星等各种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能力，但在载人航天方面仍是空白。
当时的航天部组织了载人航天可靠性论证。但由于载人航天投入大，风险高，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对于中国究竟要不要搞载人航天，专家们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场争论一下子又进行了5年。
最终，针对当时美国和前苏联掀起的空间站建造热潮，参与论证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在外层空间长期占有一定的位置，是其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之一。而空间站系统就是在近地轨道上建立的一个能长期进行载人空间科学实验的基地，专家们决定把发展载人空间站系统作为“863—2”的目标，此举得到中央批准。
1988年：哈尔滨会议论“机型”
要建设空间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采用何种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交通工具。当时国际上已出现三种类型的天地运输往返系统：飞船、航天飞机、空天飞机。
航天专家选取了五种方案进行深入论证和对比分析，分别是宇宙飞船、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两级火箭飞机和空天飞机。1988年7月，上百位航天专家汇集哈尔滨，根据五种方案的主题报告，讨论决定最终“机型”。
在仔细研究了“几箱子材料”后，“机型”之争最后集中到两个方案：一是原航天部下属的上海八院和北京一院提交的“长城一号”航天飞机方案，二是北京五院提交的飞船计划。
虽然当时有许多人都支持航天飞机方案，但在综合考虑了自身的技术基础和经济能力后，1990年5月，“863—2”专家委员会最终确定了“投资较小，风险也小，把握较大”的飞船方案，即利用我国现有的长征2E运载火箭发射一次性使用的宇宙飞船，作为突破我国载人航天的第一步；在2010年或稍后再建成载人空间站大系统。
1992年：确定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
为了部署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方案，1991年6月29日，“863—2”首席科学家屠善澄院士代表该领域专家委员会，向中央专委建议在20世纪末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并实现首次载人飞行；在2010年稍后建成自己的空间站。
直至1992年8月1日，中央专委已先后七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汇报。中央专委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要搞载人航天，这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带动相关学科和工业发展，开发利用空间资源及培养科技队伍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中央专委原则上同意了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方案，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逐步浮出水面：首先是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并开展空间应用科学实验；然后在2007年前后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一个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是建造20吨级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1992年9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批准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江泽民明确指出，搞这个东西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他还说，没有实际的东西培养不了接班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要培养接班人，使之后继有人，也是重要方面。
此次会议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上马和三步走战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就此正式立项实施，这项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代号“921”。
后记：截至2003年10月15日，“921”工程的历时11年，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方案阶段——“921”立项伊始，便很快确定了飞船7大系统的研制方案。1995年7月，经中央专委批准转入初样阶段。从1998年上半年开始，“921”进入飞船正样和无人飞行试验阶段，先后进行了4次无人飞船的飞行试验。2003年初，“921”正式开始载人飞行试验阶段。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和安全返回，让中国成为世界上能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第三个国家，“921”工程至此圆满完成。前后共有110个研究院、研究所和工厂直接承担了研制任务，还有3000多个单位承担了协作研制任务，参与这项中国航天史上最庞大工程的科技人员总人数逾万。徐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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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彬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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