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怎么千方百计提高运力，把旅客都拉走。而旅客们也都怀着朴素的想法，只要人能走就成。”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民意的“实名”梦

进入21世纪，围绕“一票难求”，民意沸腾。

实际上，车票实名制，在我国铁路并不是新发明。“绝大部分的铁路免票和特种票早就实行实名制。”铁路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研部主任杨素亭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公众车票的实名制，在2003年春运期间由重庆火车站率先试行——车票背面填写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此举一出，新华社立即叫好:“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看着作废”。

不过，重庆的“实名制”仅实施六天就夭折了。重庆火车站派出所当时陷入了两大困境:一是登记难，旅客太多，以至于警方最后只好采取抽查的方式；二是检查难，按“实名制”规定，上车时必须持与车票登记内容相符的证件方可上车，一名车站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检查一个人至少要花费半分钟，而每天进站的旅客多达2万人次，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失败的试验反而激起了人们对“实名制”的想象。

重庆试点后几个月，广东的大学教授蔡茂松在《南方周末》上呼吁推行火车票实名制，他还用“非典”时期要求旅客填写健康卡来进一步佐证，“一时上车购票、进出站井然有序，再也见不到票贩子的身影了”。

尽管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主委王贤才早在2000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提倡实名制，但蔡茂松借助大众媒体，形成了此后几年专家、学者的“实名制大合唱”。2007年，厦门、宁波等地也分别试点“登记实名制”和“民工专列实名制”。

王贤才曾在2005年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铁道部对实名制“态度暧昧”。2008年1月18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否定了以上试点全国铺开的可能。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也称，火车票还不具备实行实名制的条件。

与此同时，民间却有不同看法。

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陆琴脚艺”连锁店的董事长陆琴提交了《关于实行实名制缓解铁路买票难的建议》。“我在新华网上开了一个博客征求民意，博客上呼声最高的就是实名制的提案。”陆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说服”铁道部推行实名制，民间的实名制调研小组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中央财经大学2008级的MBA杨子江曾组织同学一起调研，“我们想如果能像地铁一样自动售票就好了，从技术来分析实名制其实不难。”杨子江说。

知名法律学者郝劲松2006年也曾尝试“火车票实名制可行性”的研究，“我们的初步设想主要是对火车站的学生、农民工及其他社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郝劲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问卷调查包括“愿不愿意为实名制耽误验票时间”“担不担心实名制后个人隐私泄露”“有没有人反对实名制亮身份证”等。

“最终迈出试行实名制这一步，实际上是赞成的声音淹没了反对声，铁道部顺应民意，是民意的一次胜利。” 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铁老大的“实”验

“今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在广州、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试行购买火车票实名制。”2010年1月9日，铁道部的通稿寥寥数语，却如平地惊雷。

实际上，实名制的调研工作早就开始了。

1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高晓兵透露:“铁路企业对实名制问题进行了多方的论证研究，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并且对实行实名制的方案、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和准备。”

谁也没有料到，调研工作做得如此不露声色，就在两年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对火车票实名制的态度，还言犹在耳。

即便如此，铁道部“试水”实名制的准备工作，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2009年春运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就春运火车“买票难”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铁道部开动脑筋，研究采取若干便民、利民措施，以化解矛盾，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这被人们为“实名制”纳入铁道部考虑范围的一次重大转折。

“2009年6月份，我突然发现火车票从红色纸票变成绿色卡票，比北京地铁的一次性进站卡软一些。”郝劲松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