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赚钱养活非洲的一大家子”

【作者】口述:巴布鲁（化名） 采访:陈雪莲

我在广州的生活一切都好，只是总担心被警察抓住

我以上帝的名义保证，我所说的都属实。

我来自非洲西部的尼日利亚，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是三个男孩中的老二，我们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六年前我来到中国，因为这里东西很便宜，拿到尼日利亚去卖一转手可以赚好几倍，我们全家现在都靠我供养着。中国充满了机会和希望，中国人靠自己就可以致富，这最吸引我。

每天早上8点起床后，在网上给我的供货商和客户回复邮件谈生意，11点吃早餐，12点去杂货商店，下午3点前往服装商店，晚上7点关门回家。我一天只吃两餐，大部分时间都吃中国菜，我爱吃广州菜。一周有六天都是这样的作息，周日是我的休息日，这一天我会花大部分时间向上帝祷告，因为害怕碰到警察。我一般下班后都不怎么外出泡吧或玩乐，就呆在屋子里上网，偶尔也会跟我的中国女朋友出去吃饭约会，我女朋友喜欢逛街买东西。她也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我们是在广州的一次贸易展会上认识的，广州的外贸展会太多太频繁了，我都不记得那次展会的名字了，但是我记住了她，我们在一起已经四年了！

我经营的生意主要有三项:作为我们国家同胞在中国的“大本营”，他们把钱寄给我，我帮他们进货，包括衣服、电视机、电话、计算机和汽车零件、手电筒、存储卡等，种类五花八门，有的人拿6200美元买40个照相机，我会抽取3%佣金；我自己做老板，在广州广园西路服装城卖衣服，生意很好；还经营一家杂货店，现在也涉足运输行业，进展也很顺利。

我的服装商店请了一个中国女孩帮忙，杂货商店请的是男帮手，也是中国人。平常要装卸大型集装箱，我也会另雇帮手。他们很勤劳，跟我挺好的。

没错，我现在属于非法逗留的外国人，因为我的签证过期了，不是我不去办续签手续，而是作为尼日利亚人，我担心很难得到续签的机会。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的确很多，可是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人也很多啊，尼日利亚警方欢迎外国人，而且尽力保护他们的权益。好吧，反正我有钱为自己的延期逗留买单，那我就呆在这里好好赚钱，供养我在非洲的大家庭。

我知道，我们一些同胞在这里做了违法的事情，可是在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两个坏人的。如果中国给我们的签证续签，也比较容易抓到那些非洲坏人啊！但是现在，98%的尼日利亚人签证过期非法留在这里，警察也无法轻易找到他们。

现在，我在广州的生活一切都好，只是我总担心广州的警察。我不想被他们抓住！

我对我的上帝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动了坏心思或是犯罪，就让中国的土地来掩埋我，让我窒息而死。我来自“圣家庭”，什么坏事情都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我相信我有好运气。

广州的小北路、义乌的鸡鸣山，以及北京的望京，这些地方要是在1000年前或许会被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就是大唐子民称作“蕃坊”，因为其中居住着大量挈妇将雏的外籍商贾和职员，其中有些还买房置地，将家业安置了下来。

这些“蕃坊”居民的生活大抵算得上低调。除了每年广交会和义乌小交会期间，很少有新闻媒体会将视线集中到这些连当地人都不怎么愿意一探究竟的地方。他们的故事最近一次被摆在聚光灯下，是7月中旬广州越秀区唐旗服装城的非洲裔客商到派出所门前聚集的事件。

这起因为外籍人士非法兑换外币而引发的事件早已平息，除去已经超过合法居留时限的两个非洲人正在等待裁决以外，广州数以万计的非洲商贾将继续在这座中国最早建立“蕃坊”的地方，追寻自己的中国梦。

当然，如今已经不再有人会用“蕃”和“胡”这等“政治上不正确”的称谓来称呼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人，“蕃坊”这个旧称也不大有人记得了。义乌的鸡鸣山就被称为“联合国社区”，亦算得上是一种美誉，只是写实的味道过了一些，却稍嫌少了一点通幽思古的诗意，让人很难联想起10多个世纪前阿拉伯商人穿行于大唐国都长安一百单八坊、波斯美女当垆卖酒的热闹与喧嚣。

不知道“唐旗服装城”中的唐字是否就来自中国古代那个最令人心驰神往的王朝，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操白话的第一代海外华侨口中，“唐山”就是中国，而时至今日，人们还是（错误地）将对襟短衫称作“唐装”。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几乎都有一个大唐盛世的梦想，这个梦想用一个地名便可以概括——长安。和后世的历代都城比起来，长安的卓尔不群不只因为飞檐斗拱气宇轩昂的大明宫，更因为“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的喧嚣、热闹，而这种热闹背后则蕴含着一个因自信而强大、因强大而宽厚的民族的包容精神。

这种包容不仅仅体现在大唐朝廷的法度当中，用法律来约束兼保护外域商贾，并不只有李唐王朝做得到，被李家子弟夺了江山的大隋朝甚至给定居在洛阳的外国人免费提供酒食。当然，那就过了头了，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假大方”。另一个极端则是后世朱明的“寸舨不许下海”。

而李唐和数百年后的赵宋则刚好做到了开放和有序的兼容，一方面是碧眼黄须的“蕃坊长”需“巾袍履笏如华人”，以体现大唐法度，另一方面则是“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给予他们充分的经商致富自由。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长安人以及广州人并没有对这些生活在比邻的“蕃胡”们报以异样的目光，而是“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渡春风。落花踏尽何处游，笑入胡姬酒肆中”，唐宋少年的豁达与宽容，着实应该让我们当中的一些对肤色语言过于敏感的今人暗生惭愧。

说到底，我们的城市要想实现自己的长安梦，就要以开放为经度，以法律为纬度，让这些“蕃客”们能在有序有度的坐标上去追寻他们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