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中国人

Ⅰ

他从佤邦出逃，来到云南耿马县孟定市。那一年，他十五岁。他无法忍受军营生活。中国人个个富有，钱多得都可以用来擦屁股或者卷烟抽，大老板每天早上从宿醉中醒来，就迫不及待地坐在金子做的马桶上便秘。关于中国，很多人都这么说。实际上，在佤邦，鲍有祥司令的院子里经常摊晒久藏地窖而发霉的美金。只是，由于信息封锁，他对这一切从未耳闻。作为一个士兵，他只知道，在佤邦，后方士兵每月津贴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再加三十斤大米，前线士兵每月津贴二百元，再加四十斤大米。

陶子雇佣他。五年过去了，他想家，和每一位浪迹天涯的游子一样，他想母亲，于是就偷渡边境，潜回佤邦。作为一个逃兵，他知道，如被抓获，等待他的将是铁链和地牢。要是军事法庭的某位长官心情不好，他极有可能被判枪决。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是个全民皆兵的独立王国。这里的人们好战成性。半个世纪前，佤族人的成年礼，就是去寨子外面猎取一颗人头回来。据说，直到现在，中缅边境隐居深山老林的某些佤族部落，依然保留猎头恶习。

我从果敢返回孟定。这个佤邦逃兵恰与我失之交臂。刚刚结束辟谷的陶子说：“他昨天才离开，要是你早一天回来，他就可以带你同去佤邦”。好在是，歌手阿山，一个在北京一所音乐学院进修的佤族青年，利用寒假，骑单车沿108国道，回到云南。他曾在陶子的餐厅里驻唱。他的家在西盟，临近佤邦，而且他有亲戚和朋友生活在那里。北京来的好朋友烈子，与我相约同去佤邦。几年前，她随一位在北京开酒吧的佤族朋友依荣，参加佤邦和平建设二十周年庆典。她见过现任佤邦政府主席、佤邦联合军总司令、佤邦联合党总书记鲍有祥（1949-）。美国《时代》周刊曾经称他“毒品王国的君主”。他也是美国政府“继拉登、萨达姆之后第三个需要军事打击的恐怖组织首领”。但是，在佤邦，这位当年反叛缅共后来战败大毒枭坤沙并与缅甸联邦政府缔结停火协议的将军，是人们衷心爱戴的“父亲般的”酋长。所有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佤邦实力最强。鲍有祥的父亲曾是佤邦昆马地区的头人。鲍氏六兄弟以武力开拓疆域，让他们的父亲难以望其项背。

陶子驾驶她新买的牧马人吉普车，送我们到临沧。烈子临时有事，返回北京。我和阿山转乘班车，经沧源到西盟。一路细雨迷蒙，间或大雾沉沉。高黎贡山风景苍莽，常常令我震撼。只是，让人难受的，不是左旋右转的环山公路，而是班车小巴士每一个座椅靠背上，那醒目的民办医院性病广告。广告猖獗，也就暗示此地民间性病泛滥。

班车停靠在公路大转弯。这是班姆村。阿山的家紧靠环山公路。一间小卖铺，挨着一间小平房，里面有个小套间。三张单人床让这小小的房间显得非常逼仄。我和阿山的到来，一定造成了住宿的麻烦。他的父母和姐姐平时就住这里。“下次来就好了，”阿山的父亲说。新房子刚刚挖开地基。政府补助四万元，阿山家出资四万元。阿山的父亲想要自己修建房子，亲戚朋友来帮忙，既可建出自己喜欢的样式，也可省去一笔人工费。但是，政府不许。阿山的父亲交出四万元以后，一个跟政府合作的建筑公司会来修建。寨子里将会到处立起一模一样的房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已在滇西南很多少数民族的寨子里展开。

几年前，阿山的父亲搬离山林中佤族人古老的寨子，来到公路边。那个寨子阿山带我去过，隐藏在茶树林和百年古榕的掩映处。吊脚楼的木板墙，经受风雨多年侵蚀，早已变得苍黑斑驳，充满时间积淀的韵律。漫步古寨，你会为那一栋栋保存完整的吊脚楼心生爱惜。但是，一俟你踏进吊脚楼，那难以采光的阴暗，那火塘浓烟的熏燎，那毫不隔音的房间，会让你即刻顿悟：为什么土著居民那么热衷于推倒吊脚楼，改建水泥房。人们渴望宽敞的玻璃窗、顺畅的通风设施、严密的保暖墙……实际上，如果能有专业设计师的帮助，吊脚楼的古朴之美和水泥房的舒适方便，完全可以相得益彰，而不致两相偏废。

班姆村靠近一个拉祜族寨子。阿山的母亲就是拉祜族。阿山既不会说佤语，也不会讲拉祜语，因为他家的交流语言是云南汉语方言。

滇西南高黎贡山一带少数民族，就像适合不同高度的植被，层次分明。佤族、拉祜族、怒族、崩龙族、景颇族……各狩猎民族居住地带沿山势渐次而下，及至平地（坝子），则是稻田农业民族傣族和商业民族回族，而在城镇，主要居住着作为官僚阶层的汉族。狩猎民族大多说汉藏语系-藏缅语支。语言学的考证和民族史诗的记忆，让他们可以追溯到青藏高原上的共同祖先--氐羌。据说，在那没有边境的遥远时代，他们的祖先自甘肃、青海、四川和西藏远途迁徙而来。

滇西南和缅北高地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几乎可以看做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先生“华夏边缘”理论的一个现实脚注。客观资源环境或政治境遇的改变，一个族群或修改，或虚构祖源记忆，随即或接纳而入另一个族群，或分裂而去另一个族群，由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❷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祖源记忆”塑造而成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推而广之，所谓“华夏/中国”这一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序时性虚构记忆的产物，为的是因资源竞争而排挤某些族群（羌戎夷狄蛮匈奴嚈哒突厥番），或是因政治诉求而接纳某些族群（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Ⅱ

我们在火塘边喝茶。屋外飘起小雨。天气变得很冷。陆续有人进屋，瑟缩着脖子，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喝酒。火塘简陋，只是一堆干柴熊熊燃烧。呛人的烟雾熏燎屋顶下悬挂的猪肉。十几只小鸡，叽叽喳喳，在地面上觅食。年轻人谈论赌博的坏手气，老年人讲说接连不断的车祸。赌博输钱，酒醉驾驶，似乎是这里最为平常的事情。如此看来，远离家乡学习音乐的歌手阿山，算是一个异类。

天黑雨停。阿山带我去拉祜族的寨子，找几位猎人听他们讲故事。我在西北农村的土地上长大，谙熟农业的节气。我也曾在藏地草原生活一年，体验过游牧族在夏牧场和冬营地之间的大迁移。但我对森林狩猎，既因陌生而感神秘，又因神秘而怀向往。

土路泥泞。我们经过的每家每户，都有人出门邀请我们去喝酒。酒是自酿的。天气寒冷，喝酒暖身，也就渐渐成瘾。我们一路婉拒。几乎每一家都是阿山亲戚。终于，我们来到阿山的舅家。院子里一个小小围棚，四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围着火塘喝酒。见我们到来，女人离开，留下我们交谈。一个醉醺醺的老男人，满脸皱纹，不停地劝我喝酒，我则不停地婉拒。他是这里最著名的猎人。阿山说，每年春天，他会带领其他猎人进入原始森林，辗转数月，有时会追踪猎物，直至缅甸境内。

老猎人虽然醉了，却没有失去理智。他知道偷猎是违法的，对我也没有信任。“派出所的警察天天盯着我们，”他不断眨动一双狡黠的小眼睛，因为特意强调而显虚假。“我们好多年不打猎了。动物都没了。以前，我打过老虎。有时候，你就是在森林里待一年，也打不到一只猎物。我们得跟神灵请求。我见过一条蟒蛇，倒挂在树上。它吞下一只麂子，消食呢。蟒蛇没屁眼，它得把麂子的骨头吐出来……”

老家伙胡编乱诌，令我兴趣缺缺。一个月以后，景颇族猎人彤度将会带我进山打猎。

夜晚湿冷。我因长途奔波，沉湎梦乡，睡得香甜。我梦见耶稣。他通体如黄金，身形异常高大，面容极其俊美，大约三十多岁。有人正在建造一座无限空间的房子，就像荷兰版画家艾薛尔（M. Cornelis Escher，1898-1972）作品中的建筑。在建造最后一道门时，他对完成这座建筑丧失了信心。耶稣鼓励他。他重拾信心，终于完成了。一座蕴含无限空间的完美建筑。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观摩，为这人间的奇迹赞叹不已。仿佛是为了坚定人们的某种信念，耶稣让我展示飞行。我说：“我只在梦里飞行过。”耶稣微笑。我明白祂的意思：飞吧，不管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你都可以飞行。于是，我舒展身体，平躺在空中，开始飞行。那是一种轻松自如的飞行，仿佛穿越了无限空间……

Ⅲ

阿山接到一个酒吧老板电话，约他去沧源驻唱。他得为自己积攒下个学期的生活费。我只好独自前往佤邦。先到孟连。电话联系身在北京的佤族朋友依荣。她说她的表哥会安排我偷渡佤邦。晚上八时许，一个自称小周的人，给我电话，说是依荣表哥的朋友。他是个胖子，开车来酒店接我。吃完饭，他要带我去KTV，有一群年轻的男女朋友正等待我们。我对KTV提不起一丝兴致。酒气熏渲、烟雾弥漫、毫不通风的包间，我会感到窒息。我决然返回酒店。

翌日清晨，小周和他父亲--一个性格温和的男人--开车，送我前往勐阿。正在修路。道路坑坑洼洼。翻过一座莽莽大山，出现一片满是香蕉林的平原，感觉像是走进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里美国人带来香蕉热的年代。车程两小时，我们来到勐阿，一个荒凉的边境小镇。国门那儿，通往佤邦首府邦康的大桥上，货运卡车轰隆隆不停地过往。

我们车停路边。小周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一名懒洋洋的男子骑摩托车过来。跟我谈价的时候，一辆警车开过。他赶紧背转身去。索价三百元。“边防武警最近抓得很紧，”他说，“我们一起的人，好几个被抓了。”他的话不值得相信。但我别无选择。此地生疏，我必须信赖带我而来的小周父子。与他们握手道别。摩托车骑手带我绝尘而去。穿过一片橡胶林，来到南卡河边。对岸立起一座修建中的大楼。一个胖小伙从河对岸划一艘皮筏过来。皮筏上仰躺一男一女。我把三百块钱塞给摩托车骑手，走下河岸。像那对男女一样，我躺进刚刚腾空的皮筏。此时正值干季，南卡河水流缓慢。待到五月份雨季到来，南卡河将会暴涨。那时候偷渡佤邦，你得乘坐摩托车翻山越岭，据说需要一个多小时。

不到十分钟，皮筏靠岸。我翻身落地，背起摄影包，爬上高堤坝。路口一间木棚。一个又黑又胖穿着黑色制服的少女把我叫到一张小桌前。她的制服臂章显示：佤邦司法局。小桌后面一位便装少女正襟危坐。她要去我的中国公民身份证，开始登记。“三十块钱手续费，”她冷冷地说。我递去三十块钱，她交我一张红色收据，上面写着：“非法入境。”

如此轻松，我就“非法入境”，一脚踏入西方媒体报道中，那个盛产毒品、枪支泛滥、既不受中国统治也不受缅甸实际管辖的“恐怖王国”。澳大利亚《周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派驻北京记者大卫·艾默尔（David Eimer），为了探究汉族与少数族裔的地域和文化边界，多次旅行边疆，著作《被隐藏的中国--从新疆、西藏、云南到满洲的奇异旅行》一书。他曾进入佤邦，为这个多有传言夸张，而鲜被细致观察的地区，写出一篇报道。报道开头，他以惊悚笔调，如此概括：

大卫·艾默尔在昆明结识了纽约客贾斯汀。贾斯汀当过佤邦某将领女儿的英语老师。他带领大卫·艾默尔，从澜沧出发，和我的旅程一样，进入佤族地界西盟和沧源，莅临边境小镇勐阿，搭乘破竹筏，渡过南卡河。和我一样，大卫·艾默尔“非法入境”，踏足佤邦。与我不同，他因将领女儿阿苏的陪同，检查站女兵没有对他的姓名和国籍予以登记。来到阿苏府邸，大卫·艾默尔在一众持枪保镖的随侍下，陪其丈夫詹姆士--另一将领的儿子--打乒乓球、吸食“疯狂药品”鸭霸、观赏欧洲A片。鸭霸致幻，令人亢奋难眠。他随詹姆士驱车离府，去厮混妓女如蛇的淫荡夜店。

但是，佤邦并非人间地狱，那里的平凡生活同样也会经常折射人性的光彩。只是，西方来的观察者更愿意用一种看似专业的写作，揭开第三世界最阴暗的一面，从而罔视特定的历史境遇，忽略其他面向。

我和依荣的“大姐”取得电话联系。很多人都叫她“大姐”。派来接我的艾宝提到她的时候，总是说“大姐”。这让我感觉她像个黑帮“大姐大”。艾宝开一辆日本产越野车在岸边公路上等我。正午阳光直直照射草木稀少的大地，恍如身临中国西部的炎炎夏季。艾宝是个忧郁而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眼睛明亮，脸型轮廓分明。他来自沧源。我们驱车而行。残破水泥公路伸入城市，很快消失，一段尘土飞扬的砂砾路出现，两边低矮的楼房，毫无特色。我像是跌撞而入中国西部的某座县级城市。难以想象，在这破败城区路、窄街谫陋巷和灰暗小店铺的后面，竟能藏匿一个在许多人眼里罪恶如蛾摩拉的隐形之城。但是，这里也有寻常百姓的生活。路边就着破漏水管洗衣的女人，赶集的乡下少数族裔农民，在基督教堂合唱赞美诗的年轻女子，清真寺里做礼拜的罗兴亚（Rohingya）穆斯林，上座部佛教寺庙的菩提树下身披橙色袈裟的僧侣，骑摩托车捎着四五个孩子的士兵……

在这寻常百姓的生活画卷里，我发现了一种普遍的气质：忧郁。

我不知这忧郁从何而来。

列维·施特劳斯将他那本回顾南美洲热带丛林原始部落考察行旅的著作，名为《忧郁的热带》。原始文明的消失，遽然跌落现代文明的彷徨，殖民掠夺，军事独裁，资本主义对原始居留地的灭绝性开采……这一切，制造了热带的忧郁。而在缅北高地，在佤邦，对于佤族，这个在半个世纪前仍在风行习惯法、同态复仇、鬼魂祭祀和猎头成年礼的原始民族，不也同样经历了南美洲原始部落的所有遭遇吗？同样的热带雨林栖息地逐渐毁灭，同样在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大裂谷中间茫然失措，于是，便有了同样忧郁的气质。

Ⅳ

楼有三层，带一个白天总是大门敞开像在炫富的宽阔院子。三辆越野车停在车棚下。伸向庭院的宽大廊檐无论何时总会遮出一片阴凉。就我所见，“大姐”和他的先生整天坐在廊檐下，待客，闲聊，一日三餐。“大姐”穿一件浅紫色呢子大衣，白色纱巾围脖。他身材丰满，胸脯高高隆起，脸上皮肤黝黑发亮，显得那一双忧郁的眼睛又大又亮。她看起来很像康巴藏区的女人，而她说起话来有一股慑人的霸气，显示出她这个女族长才是家庭的主宰。他的先生，符合小说中对一个花花公子般的财主老爷所有的描述：肌肉松弛，沉重眼袋让他一脸色相。他的神态因为过于富足而显一种颓废的忧郁。他把整个身子慵懒地嵌入椅子，一支接一支抽烟，有时会把香烟插在长筒水烟的烟嘴上，呼噜噜吸入一团烟雾又呼噜噜从鼻孔里吐出。几个未成年的女仆随时伺候。她们用托盘送来瓶装矿泉水，又送来一杯热茶，而且还在杯子外面垫上一张卫生纸，小心翼翼地送到我面前。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大姐”靠什么生意发财。走私红木？经营橡胶种植园？开矿？抑或，贩毒？有时，会有一大群来自云南沧源的商人，在廊檐下久坐，神情忧伤，只要我在场，他们就从不谈生意上的事情。

1950年代，随着中共土改运动的展开，滇西南各个少数民族的“奴隶主”们感到恐惧。死心塌地的部分“奴隶”也感到恐惧。实际上，那是一个少数族群深受威胁的恐惧。他们纷纷逃离家园，进入缅北高地。“大姐”的外婆一家也得逃亡。

“我的曾外祖父是寨子里的头人，”“大姐”说。“逃亡开始了，人们涌出沧源，涌向缅北高地。解放军堵截。我的曾外祖父放言，谁若带他们全家出去，他就把惟一的女儿嫁给谁。我外公出现了。这个勇武的男人护送一家人逃离沧源，来到缅北，定居南帕岭。”

今年是南帕岭建村五十周年，将有一个隆重庆典。“大姐”说，她可以带我去参加这个庆典。在庆典举行之前，我只好在佤邦首府邦康到处看看。这也正合我意。

艾宝带我走出院子，右拐不远，便是“大姐”的宾馆。这个宾馆租给一个四川人经营。宾馆大厅摆着长条沙发、麻将桌和矿泉水瓶，显得杂乱无章。此后好几天，每当我走下楼梯，我都会看见一堆男女，肉冻一样躺在沙发上。四川老板登记我的身份证，交给我一把钥匙。我爬上三楼。在走廊上，可以望见“大姐”家的楼顶花园和远处一座基督教教堂顶上耸立天空的红色十字架。

双人标准间的窗户外面，筑路工人正在铺设砂石、水泥和柏油的公路，轰隆隆的轧路机过来又过去。薄薄的窗玻璃毫不隔音，形同虚设。原本白色的床单和被套脏污不堪。一张床的床单留有一团暗褐色的血迹。床头墙壁和油漆剥落的电视柜后面的墙壁上，各贴一张比基尼少女图像，图像上打印各项色情服务和应召电话。脏。好几天来，一走进宾馆房间，我就感觉脏。

Ⅴ

“大姐”送我一本非正式出版的传记《瓦山赤子张月祥》，我才知道，她属于佤邦红色权贵家庭。这本具有族谱性质的传记，已是“大姐”家族现世血统高贵的证书和后世祖源想象的蓝本。传主张月祥，生前任佤邦联合党中央委员及佤邦政府对外关系部部长。他的亲属在1999年耗资17万元人民币为其竖立一座高大墓碑，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俯瞰山下尘土集满桌椅的人民大会堂。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位曾受中共培养的宣传员，创作过许多政治宣传歌曲，譬如《一心跟着毛主席》，或是《不熄的火塘啊，是党的恩情》。

纵观张月祥人生履历，你可隐约窥见一部佤族人块垒层叠的近现代史。

1947年，张月祥诞生于缅甸佤邦地区王冷部落的来掉寨。据不完全统计，佤邦境内有六十四个佤族部落。部落之间，常年争斗。张月祥本名岩果。他的祖父岩板是寨中摩巴（巫师）兼头人。这是个强悍而吝啬的老人。他枉顾部落习俗，鼓动儿子岩掌去抢亲。公果寨的叶甩表妹（佤族将已有未婚夫的女子称作“表妹”）并不喜欢岩掌，却不得不委身为妻。叶甩的未婚夫一家愤愤不平，纠结族人，准备动武。岩板服输。遵循部落习惯法，他不但赔尽耕牛和地产，还搭上自己的二老婆。

岩果两岁时，他的父亲岩掌相约寨中友人尼来去邻居岩荣家借枪打猎。岩荣外出。尼来便偷了岩荣的猎枪。由于族人不满摩巴兼头人岩板平素的强悍和吝啬，便怂恿岩荣将偷枪之嫌转嫁于岩掌之身。族人抄走岩掌家的粮食和钱财，并将他的四个姊妹掳掠而去，当成奴隶。羞愤之下，岩板将一腔怨恨发泄在儿子岩掌身上。他将儿子双脚捆绑，拷挂在木架之上，不准饮食。三个月后，岩掌死了。叶甩携带两岁的大儿子岩果和半岁的小儿子回到娘家。娘家人和寨中乡亲对叶甩常常讽刺挖苦，百般刁难。有一天，不堪其辱的叶甩吞下一坨鸦片，自尽了。其后不久，无人照顾的小儿子夭折了……

1949年之后，一支国民党军自大陆溃退佤邦，建立反共基地。而中共与缅甸军政府互为利益，联合清剿国军残部。1960年代，中缅边境一带的国军残部一经清除，中共转而支持缅共革命。在“文革”教父康生的策划下，一度躲在成都的缅共领袖德钦巴登顶、佩丁、苗敏、角吞等人，重返缅甸，组建缅甸人民军，开始了企图推翻缅甸军政府的共产主义革命。云南潞西市伊洛瓦底江水系汇聚地遮放，成了革命圣地。来自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知识青年和滇西南与缅北高地各少数民族精英，在此接受马恩列斯毛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然后佩戴毛泽东和古巴职业革命家切·格瓦拉像章，奔赴缅北高地，参加游击战争。

岩果就是这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他从佤邦先到沧源，接受学校教育，取汉名张月祥。

从政治宣传员，到游击战士，再到将领，二十多年戎马倥偬，转瞬即过。1976年，中国十年“文革”结束，向世界输出毛派革命的理想，烟云消散。缅共失去依靠和支持，不得不“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缅甸人民军内部，各族派系纷争，愈演愈烈，人人传言：佤族扛大炮，缅族当大官，汉族发大财。1989年，缅共内部叛乱爆发，各族将领，纷纷变身军阀，彭家声占据果敢，鲍有祥独守佤邦，克钦独立军领袖早迈退往胡冈谷地……

叛乱如同连锁反应。果敢再叛乱，彭家声没落，而克钦独立军内部，军人政变，早迈被软禁。惟有佤邦，鲍有祥独揽党政军大权，地位稳固。

毛派独裁者、划地而治的大军阀、嫔妃成群的皇帝和原始部落的酋长，鲍有祥集于一身。当然，他还是一位因生吃猪肉--佤族饮食习惯--而感染囊虫病的患者。囊虫病是猪肉绦虫的幼虫寄生人体各组织而引起的疾病，侵犯脑部最为常见。这有可能致他忧郁。他那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岩果/张月祥，在其传记附录照片里，也时时流露出忧郁。而忧郁，是佤邦最独特的气质，或许源于佤族自远古因袭而来的某种文化基因。岩果那既是摩巴又是头人的祖父，或许正是这种文化基因遗传的一个突兀典型。他沉迷于毁坏世界，也耽溺于自我厌憎。如果说拉丁美洲布恩迪亚家族遭受百年孤独的侵蚀，那么，缅北高地上的佤族人，遭受的则是千年忧郁的侵蚀。这千年忧郁彷如一个咒杀性质的黑巫术，也许惟有借助某一高级宗教和人文主义的光照，才能唤醒眛暗的灵魂。

Ⅵ

烈子与老李有过一面之缘。十几年前，老李大学毕业，从云南沧源来到佤邦。这里有他的亲戚。烈子给了我老李的电话号码。我与老李相约见面。他开一辆日本产越野车来接我。这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行动缓慢，肌肉松弛，那是不常健身者明显的体征。他的脸上难得一见笑容。或许，他天生忧郁，或许，移居佤邦十多年，他也感染了佤族人的忧郁。

我们驱车，离开尘土飞扬的街道，穿过巷道，驶向山顶。山顶公园处，可以俯瞰全城。实际上，俯瞰之下，邦康市没有什么景致值得一观。建筑凌乱，草木稀疏。只是远山森林伐尽之后种植的橡胶林，绿色之上萦绕叆叇烟云，让你不会感觉过于荒凉。环山而下，再次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和丑陋不堪的店铺，在罗兴亚人的清真寺旁，找一个清真餐厅早餐。邦康约有三百多罗兴亚穆斯林。他们在缅甸不能拥有国籍，遂逃来邦康。这里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阿拉伯风格的绿色圆顶清真寺拔地而起。他们说汉语，做生意。一位神情忧郁的罗兴亚穆斯林对我说：“我爱佤邦，因为这里没有人迫害穆斯林。”这里的穆斯林和上座部佛教寺院的僧侣一样，虽然贫穷，却很知足。他们的二十万被禁止获得国籍的同胞正在缅甸若开邦的难民营里忍冻挨饿呢。在一个毒品和枪支泛滥之地，人们日日经受生死的考验，反而看淡了许许多多无谓的争执，对于宗教，也就表现出难得一见的宽容，即使鲍有祥的二女儿--一位受人尊敬的基督徒，大家叫她“鮑二姐”--当着我的面说：“信仰基督吧，只有我们基督教才是惟一正确的宗教。”

老李和我各自享用一份豌豆粉丝和一小碟牛干巴，共花去五十块人民币。这比北京一个市民的早餐消费还要高，而这里的普通公务员月薪才一千多元人民币。佤邦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来自中国。山林和锡矿租给中国商人，获利的是政府官员。佤邦和果敢一样，找不到书店、出版社、电影院、剧场和体育馆。人们不需要作家和艺术家来启迪心智，塑造灵魂。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可言？人们活着，只是活着，这便意味着一切。我甚至没有见到活泼的中小学生在夕阳余晖里斜挎书包走在回家路上，未成年的娃娃兵却随处可见。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橄榄绿军装，躲在人民大会堂阴暗的角落里蹭网玩游戏，或者，在达官显贵的家宴上，他们为宾客端茶送水。知识的贫瘠，导致创造力的萎靡，进而荒凉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老李带我去他那位于城郊的汽车修理厂。他是修理厂经理。越野车在城市巷道里随意穿梭。“邦康的所有道路，都是连通的，”老李说。

“为什么？难道就没有一个死胡同？”我问。

“贩毒所需……”

我恍然大悟：邦康这座城市，本来就是为了贩毒而建。而大卫·艾默尔则在一次乡村之旅中发现，那些崎岖不平的泥土路，则是为了防范缅甸国防军辎重部队而故意不去平整并为之铺设水泥和柏油。贩毒/经济和战争/捍卫事实独立，是佤邦生存的主题。

在城郊，树木掩映下的山间别墅，若隐若现，王府般阔气，弄不好还有私人武装的看护。“高官和富豪全都住在城外，”老李说。上座部佛教寺院对面，一座豪华府邸，门匾上用繁体楷书撰写两个镀金大字“趙府”，荷枪的门卫在廊檐下怅望一袭杏黄色袈裟在公路边一闪即逝。一条柏油马路，在豪华府邸和佛教寺院中间穿过，把世俗的拜金主义与超世俗的禁欲主义，隔在两边，仿佛冰火双重天，仿佛此岸与彼岸的生死之渊。

汽车修理厂在半山腰上。宽敞院落停满从泰国走私而来的日本产汽车。办公室里的电视机播放CCTV5的体育节目。老李的一对儿女跑出跑进。他的太太看起来要比老李年轻十岁。她购物归来。办公室对面的一间房子似乎是他们的家。老李带我徒步下山，在公路边一块将要开发建筑的平地上散步。满是橡胶树的山坡，近在眼前。我提议去登山，老李摇头。他没有这个体力。除了军人，佤邦的男人几乎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的男人，大多酗酒，嫖妓，多妻，吸食鸦片，像老李这样洁身自好的男人，颇为罕见。

“人到六十岁，吸食鸦片便是一种合法行为，”老李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佤邦很多六十岁以下的人有着秘密吸毒史。

“你这样子一看就是记者啊作家之类，要不然，我带你去我老板的朋友家，看他吸食鸦片，”老李说。

“我不是来猎奇或揭秘，而是想听到不一样的人生故事，以便看到人类生活的另一面，”我说。“我认为，只要不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什么样的行为都是可理解的。”

“像他那种人，挣够了几辈子的钱，吸食鸦片又有什么不对呢？好吧，我试试，看他愿不愿见你。”

在佤邦，我已经有了两个等待：“大姐”许诺带我去南帕岭，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观察佤邦的乡村生活；老李帮我联系吸食鸦片的大老板，这是体验佤邦上流社会的一种方式。还会有一个等待：获得鮑二姐许可，女大学生Ahmgai将要接受我的录像采访。

那是周末的夜晚，喧嚣街道安静下来。我走进邦康市中心最高大的建筑--基督教堂。三楼音乐室，吉他伴奏，有人在用缅语唱赞美诗。一群二十岁左右的男女，打扮入时，姿态优雅，显然出自佤邦上流社会。他们对我的迎迓谈不上热情，不过倒也友善。我就坐，看一位女生用汉字注音方式，在黑板上的缅语歌词下面写满汉字，然后领唱。那一排排汉字读起来会产生许多怪异的联想。坐我后面的男生，戴着黑框眼镜，显得温文尔雅，像一个在校大学生。“我叫苏旭，”他边说边与我握手。

歌唱结束后，我与Ahmgai攀谈。她曾在缅甸一所神学院学习，现在是仰光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我感觉自己在瓦砾里碰见了一颗翡翠，因为佤邦几乎所有青年，要么在军营，要么在赌场，还有一部分在寺院。Ahmgai皮肤白皙，身材瘦小，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双单眼皮眼睛。

“我能不能跟拍你的日常生活，”我说，“因为我想看到不一样的佤邦年轻人。”

“那你得问问我们会长鮑二姐，没有她的允许……”Ahmgai撇撇嘴，耸耸肩。“明天弥撒，她会参加。”

姑娘们匆匆离开。我和苏旭相伴，走进夜色。他来自昆明，一位宣教士。佤邦一年，他有太多感触。“别看教堂雄伟，里面装的，却是信仰的荒漠，来教堂的人，大多是为求上帝保佑升官发财。”我们边走边谈。街道正在铺设柏油。轧路机仍在作业。在宾馆门前，我们相约明天再见。他住在半山腰的廉租房。佤邦治安良好，不必担心夜路。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教堂。教堂里坐满了人。两位来自克钦邦头戴黑红色头巾的老年基督徒站在高高的布道台上，对着麦克风讲述他们前来佤邦的目的：募捐一笔资金用来修建村中教堂。一位壮实的男子将他们的景颇大山话翻译成汉语。他们轮番讲了很久。大意是说，在缅甸国防军的控制下，每当他们外出募捐，他们的亲人就会遭受迫害，因为国防军认为他们是去给克钦独立军暗传情报。我看到前排正中座位上，有一位因为保养良好而显面容光洁的女士，四十岁左右，不时看看手机。与周围中年女性暗淡的容颜相比，她显得雍容华贵。无需介绍，我就知道，她一定是鮑二姐。她具有公主般的气质。

募捐演讲结束。Ahmgai上台，宣讲求知的重要，并以犹太人为例。她口齿伶俐，博得台下阵阵掌声。Ahmgai受过神学和法学教育。我估计她是年青一代佤邦人当中最有学识的人。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此刻正在赌场里发牌，轻松挣取四五千元人民币的月薪。相形之下，Ahmgai在我眼里独特得简直能像星星一样发出光芒。

最后是一群年轻人在吉他伴奏下合唱缅语赞美诗。Ahmgai多才多艺，也是其中之一。好几个晚上，我都在教堂音乐室听他们排练。汉字注音方式，让这些不懂缅语的基督徒，把每一句赞美诗曲解成奇怪的意思。

一部分人离去，一部分人留下。我走过去，向鮑二姐递送名片，自我介绍，然后说明采访意图。她那保养良好的小脸盘上，白皙的皮肤泛出珍珠般的光泽。恰好，Ahmgai和她肥胖的母亲就在旁边。她们商量了一会儿。

“可以啊，”鮑二姐说，“没问题。”

Ahmgai接下来要去乡下的一个教堂为克钦来的老人募捐。

“我跟您去一趟吧？”我说。

“我们的车没座位了，” Ahmgai说。

可是，在教堂外面的院子里，当Ahmgai跟两位女性朋友钻进越野车的时候，我发现副驾驶的座位是空的。

“哦，抱歉！”我说，“好像你们的车还空一个座位。”

“我们要先去吃饭，” Ahmgai说。“你明天再来采访吧。”

此时，我已感觉Ahmgai在撒谎。但我的理智压抑着直觉。我的理智告诉我，一个受过神学和法学教育的人，是不会撒谎的，因为他/她既懂得坦露心迹，面向上帝的正义，又懂得光明磊落，面对世俗的公义。而撒谎，不仅是个道德问题，尤其关乎信仰。

这是我在佤邦的第三个等待，而这个等待结束得最为迅速。

苏旭在一个新入教的人家呆了一上午。信仰尚未坚定的基督徒经受不住婚姻破裂的打击。他酗酒，灰心丧气，不仅对上帝失去了信心，甚至对生活也提不起兴趣。他需要苏旭的抚慰。苏旭充当了一上午心理治疗师的角色，然后赶来与我相见。我们穿过尘土飞扬的大街，在红灯区一间酒吧坐定。酒吧对面，一排简陋按摩房，粉色门窗落满灰尘。持有健康证的性工作者倚门待客。酒吧里播放香港歌星软绵绵的情歌。我们点一壶昂贵的红茶，如同在北京酒吧里一样昂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酒吧设计粗鄙，如果不是在这尘土飞扬的大太阳底下寻觅一个聊天的所在，我才不会坐进这松垮的沙发里。

“鮑二姐同意了，而且我还加了她的微信，”我告诉苏旭。

“太好了，”苏旭说，“我一直为你担心，因为在佤邦，你必须有个靠山。这里到处都是灰色地带，稍有不慎，你将遭遇不测。”

我像个攀龙附凤的家伙一样，有点沾沾自喜，有点悸动之心抛锚泊定的安全之感。实际上，这种小人得志般的错觉和虚荣并未持续多久，而且很快就会被“大姐”一语颠破：“在我们佤邦，帮助鲍司令管事的，是大小姐和三小姐。鮑二姐不管事。她信基督，可我们佤族信鬼。信仰不同，搞得族人对她很不满。”她说此话时，我在她家前廊下抬头望了一眼门楣上悬挂的红色咒幡，其上墨书以“鬼”字为偏旁与“福禄财寿招财进宝”诸字相结合的两句对联。而这是汉族本土宗教--道教--入侵佤族巫术信仰的结果。基督教反对巫术和鬼魂崇拜。鮑二姐皈依基督教，也就成为佤族巫术信仰的反对者。

夜幕降临，苏旭带我漫步街头。我们走进一家军品店。年轻店员和几个朋友在打牌。衣架上挂着成排的正品M65美军作战风衣。佤邦男人喜欢穿一件丛林迷彩M65。但在批发市场，一件中国军品店售价两百元的复刻版M65，竟然要价八百。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昂贵，除了集市上被猎杀的金雕、麂子、豪猪和蜂猴，除了妓女、毒品、枪支和买凶杀人。

正当我们把玩军刀的时候，一个穿着花哨的矮壮男子走进店来，把两挺中国制造95式自动步枪递到店员手里。店员一边说话，一边熟练地卸下弹匣，一粒一粒挤出子弹。“放这儿吧，”店员说，“有人要的话，我帮你出手。”

我的手机响了。Ahmgai在电话里说：“我明天要去仰光。”

“您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不知道，估计一个月吧。”

谎言终归是谎言，它像这满街尘土，令人厌烦地灌进我双耳。

我不知道另外两个等待是否也会无果而终。

Ⅶ

佤邦人忧郁的气质形成自我封闭的怪圈，让你很难进入。如果没有老李，这个来自中国男人对我莫名的信任，我可能永远不得一窥佤邦社会内部的生活场景。

一天傍晚，老李带我去佤邦财政部一位官员家赴宴。铁门敞开，没有警卫，高墙上也没有铁丝网。一旦走进大门，你就惊讶地看到，这是一个如篮球场般大的院子。一个篮球架子立在一边，显示出主人的体育爱好。车棚下停放三辆高级越野车。靠近军校的那一边，是个小小的花园，假山鱼池，一群锦鲤畅游其中。花园对面，一座两层柚木结构的楼房，宽大前廊下，摆一圈柚木沙发。另有一座三层楼房，高大得仿佛行政办公大楼。一群闲散的人，分成两拨，或站或坐。一拨在柚木楼房的前廊下，像是高官和大老板，一拨在花园边。

我随老李走到花园边。几个来开矿的中国商人，傲慢而冷漠。一个自称曾在南京念过大学的瘦小青年，愿意与我攀谈。他是中国人，一双小小的老鼠眼，显出狡黠。目前，正在邦康施工的道路建设，由他规划和设计。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才华。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佤邦商人，倒是性格活波，不停地说话。他那一对金童玉女似的儿女坐在水泥砌的鱼池围墙上。儿子曾在中国念书，像我遇见的几乎每一个佤邦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一样，他对智识充满鄙视和厌憎，于是，没等大专毕业，他就退学回来，准备接掌父亲的矿山生意。如果他渴望仕途权力，他可以像“大姐”的小儿子一样，经过十个月军校培训，然后充任军官。在佤邦，每个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如果不愿服兵役，你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钱，就可抵消。富家子弟往往借此逃避兵役。

十几个穿着白色T恤和橄榄绿军裤的青年忙忙碌碌，准备餐桌。他们是调来为此次晚宴服务的士兵。男兵个个英俊。身材矮壮的女兵也还颇有姿色。

夜宴开始。我们鱼贯入席。大多是猪肉食品，我只好吃米饭和青菜。悄没声息的士兵在你身后，随时准备为你盛饭。一个女兵端着托盘，另一个女兵用一张卫生纸小心翼翼包住托盘上的玻璃杯，以免手指接触，为你送来水和饮料。

男主人来敬酒。他留着板寸，身材微胖，一副老练精干的模样。举止优雅面容娇美的女主人在招呼女宾。老李说：“她一直待在昆明，陪孩子读书。”人们频频举杯，饮用法国红酒。我只好以水代酒。后来，士兵送来一盆白色汤羹。“尝尝吧，”老李建议，“这是罂粟籽磨成粉制作的。”我连喝两碗，有一种独特的香味，但我感觉心跳开始加速，像是饮用了过浓的咖啡。

晚宴结束。我们在柚木楼房的前廊下喝茶。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突然气呼呼过来，坐我旁边。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那张性格耿直之人特有的硬朗面孔，因酒和愤怒而涨红。他一遍遍咆哮：“他要不满意，把我抓去好啦……”我不知道这位怒气冲冲的男子嘴里的“他”是谁，不过，听得出，一个可以把这位男子抓走的人，一定是佤邦的某位权势人物，或许就是鲍有祥。

男主人笑脸相陪，为这位不停咆哮的男子送来三条香烟。我瞄了一眼摆在桌上的香烟，两条是中华。

老李示意我，该是离开的时候了。我们步出院子。满城灯火阑珊，却显格外寂寞。回宾馆路上，我问老李：“那人是谁？”

“老丁，九十年代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他表姐是鲍司令的四姨太。经表姐举荐，他大学毕业后来到佤邦。起先，鲍司令给他一片山坡，他搞经济作物种植，失败了。后来，鲍司令给他一个锡矿。他与一个中国老板合作开发，却被排挤出局。再后来，他的表姐被鲍司令抛弃，他也随之失势。佤邦到处都是灰色地带，虽然你满腹才华，但你没有胆量， 不会附炎趋势，你就不可能赚得盆满钵满。如今，老丁是个落魄者。人们只记得他曾为佤邦设计了身份证。”

苏旭送我一本从佤邦新闻局捡来的探险金三角的图文书。该书作者是一位中国画家，摄影平庸，文字粗浅，印数却是惊人的一万册，而且定价不菲。该书出版于2004年。照片中的老丁，年轻，微胖，金属框近视眼镜后面，眼神灼灼。书中附有一张老丁和农工选取树苗的照片。其时，老丁置身佤邦已经五年。“为了填补百年来山民们刀耕火种给雨林留下的‘斑秃’，他大量栽种新树，为了在短期内回收资金，他还种植了许多种一年内就能创收的经济作物；他还向佤邦政府承包了一万多亩山地，开办了一个农场。”在作者眼里，“他是位可敬可爱的人，正在佤邦谱写‘愚公移山’的神话。”

几乎所有现代神话都是虚伪套话吹嘘而成的牛皮。

从中国而来的冒险者，不止老丁一人先成神话，然后折戟佤邦。

2016年，北京检察机关对“e租宝”平台实际控制人、钰诚集团董事会执行局主席丁宁以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及其他犯罪做出批准逮捕决定。安徽钰诚集团以网络虚拟平台e租宝，在一年半之内非法吸收资金500多亿元人民币，受害投资人遍布中国31个省市区。被中国官方和媒体一度捧为神话王国的钰诚集团，一夜崩溃，成为梦魇。

丁宁留给佤邦的，是一座原本用于地下洗钱基地的东南亚联合银行大招牌和佤邦新闻大厦烂尾楼以及荒废的自由贸易区还有巨额欠债。

灰色地带，亦是法外之地，亦是欲望膨胀和野心勃发地带。

丁宁与“果敢王”彭家声渊源深厚。他是彭家声数不胜数的干儿子当中最富有的一个。彭家声败退果敢之后，丁宁被授予“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副总司令”和“果敢民族主义党副书记”，其地位仅次于彭家声的儿子彭德仁。丁宁以中国官方媒体中“一带一路”的投资先锋形象，来到佤邦，私募武装，组建军队，企图帮助彭家声打回果敢。彭家声想必给过他位重权高之酬的许诺。在丁宁微信朋友圈，他以极端民族主义为信仰，直言“即便付出血的代价也会在所不惜”。但是，他那轻薄如钞票的信仰建立在欺骗之上。极端民族主义是权力欲望最隐蔽的表现形式。

越野车在夜色里行驶。临到宾馆，我问老李：“你能联系上老丁吗？我想听听他的故事。”

“我试试吧……”

老李给我又一个等待。

我顺便去“大姐”家，询问何时可以前往南帕岭。“大姐”的语气变了。她开始支吾其词。“去那边不安全，”她说，“南帕岭在缅甸人那边，老缅军把守……”这是典型的商人处世原则。一旦你没有利用价值，商人便会与你撇清关系。尤其在佤邦，佤族人天性中隐藏着对外人的不信任。

又一个等待无果而终。所幸还有老李。在一个如此冷漠如此唯利是图的社会里，中国人老李对我而言，简直是一件天赐的豪华礼物。虽然他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古道热肠。

第二天清晨，老李开一辆军牌越野车，带我出城，在蜿蜒山路上缓缓行驶。大雾弥漫，隐约可见山坡上的茅草屋，那就是贫穷的乡村景象。今天，军校将要举行毕业典礼，鲍有祥总司令可能出席。行驶到一定高度，雾散去，一缕金色晨阳，照彻我们眼前豁然开朗的山谷。我们驶过哨卡。整齐的营房像列队的士兵。这所军校四面环山，植被翠绿，氤氲缭绕。一队队身材矮壮的女兵，忙忙碌碌。典礼之后，会有一顿飨宴。我们停车。昨晚夜宴上所见的几个中国商人，随后到来。

老李带我迈步走向营房区。士兵们三三两两在聊天。有人认出了老李。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身穿无军衔标识的军装。他带我们走入营房。毕业在即，他们要合影留念。年轻的士兵对他颇为尊重，不仅因为他是班长，更重要的，他是个成功的商人。中年转型，他进入军校，接受十个月的炮兵训练。毕业之后，他至少会成为一名旅长。

在营房外散步时，我看见墙角伫立几个儿童兵。他们表情木然。

“我能给他们拍照吗？”我问。

“别……别……”带我们散步的班长说。

我只好对着那些神情忧郁的成年士兵拍照。

陆续有军官到来。他们的腰带上挎着手枪。有那么一刻，我想，如果我留在佤邦，也可以进入军界，成为一名军官，腰挎手枪，卫兵随侍……但我迅疾熄灭自己狂野的欲望，想起老丁，那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我的耳边回荡起老李的箴言：这里到处都是灰色地带。我早已厌憎自己生活多年的那个灰色地带，何苦跌入一个更为幽暗的灰色地带。

特种兵出现了，接着是官员，一个个下车，走向休息室前廊。其中一位老年官员，面容清癯，戴一顶鸭舌帽，仪态颇为优雅，看着更像大学教授。军校毕业生--佤邦联军为主，还有部分同盟军和克钦独立军学员--列队走进礼堂。像我在中国熟悉的所有官方典礼一样，优秀学员代表发言，领导讲话，电视台记者忙来忙去……会议主持人，一位慷慨激昂的老军人，告诉大家，本期军校培训，中央各级领导总共捐款四十多万元，主要用于伙食供应。独裁政权的家族式领袖聚揽国家财富，让每一个平民--包括军人--在生存线上挣扎。你生活的每一点改善，不是因为你服务国家而获应得的报酬，却是由于权贵阶层的施舍，为此你得对权贵阶层感恩戴德。生存的艰辛压榨智性的发育。公民主体性的丧失，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民族整体智识的贫瘠。这是通往奴役之路，而非人性解放之途。

我突然有种深深的厌憎，想要早点离开。可是，老李把我托付给一个商人之后，早就回城办事去了。我只能百无聊赖地等待典礼结束，以便搭乘中国商人的汽车回到城里。

终于，毕业典礼在机械式反应的雷鸣般掌声中结束。我们得以离开军校，返回城市，在一家清真餐厅午餐。午餐期间，商人们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谈论不久前佤邦警察局对两个偷情者的惩罚。妻子偷情，被丈夫举报。警察便将偷情的男女扒掉衣服，让其赤身裸体，捆绑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示众。这是二月，夜晚仍然有些冷。这对可怜的男女，得熬过好几天风吹日晒和公众围观。街头示众，是佤邦警察经常采用的惩戒方式。那些嫖妓赖账的中国民工，会被裸体捆绑在军车上游街。那些刑事犯罪嫌疑人，会在公审大会上跪地接受法官的宣判。

对于这一切，只有艾山，一个模仿中国电视台歌舞晚会而自学成才的佤族歌手，在我面前表现出怜悯之情。他生于云南西盟，自幼父母双亡，被佤邦亲戚收养。他当过儿童兵，如今仍然时时穿着军装。长官们经常需要他驾车往返邦康和昆明之间，也经常需要他在军队晚会上演出，于是，他以驾驶技术和演唱天赋获得一丝特权：不必身在军营。他参加商业演出，出售自己设计的舞台表演服。艾山拥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多重身份，给他带来的即是自由，又是困扰。“当佤邦官员嘲笑中国人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艾山说，“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的老婆和女儿在云南西盟。”

又一个厌憎之地。当老李告诉我，他原想引我认识的那位吸毒老板去了外地，不在佤邦时，我对此地的厌憎之情倍增。而老丁也一直无法取得联系。我想离开。我宾馆房间的床单被套一直无人清洗。脏的厌恶感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大姐”开始对我爱答不理。

在这个见不到书籍和报刊的城市，苏旭带我去新闻局领取几本定价不菲却免费发送的《今日佤邦》杂志。这份铜版纸印刷的官方杂志，纯粹是一本政府宣传册，你根本难以从中了解佤邦民情。倒是2012年的一期杂志，虽然印刷粗糙，但是还能看到两篇犯罪报道。其中一篇报道标题为《佤邦高级法院开庭公审故意杀人、包庇他人一案》。压题照片上，两名警察手压在双手反绑的跪地犯罪嫌疑人肩膀上。另两名持枪警察站立两边。犯罪嫌疑人胸前挂一牌子，上书：“故意杀人犯扎布”。报道称：19岁的拉祜族已婚男子扎布与15岁的拉祜族女子娜给，曾是一对恋人。2011年12月5日晚上7时许，扎布和妻子娜托在橡胶林干完农活收工回家。扎布拿起家中冲锋枪，来到距离邦谷村大约80米的一条小路上打野鸡。两个小时后，扎布返家，看见前女友娜给与26岁的汉族人钟明强并肩散步。扎布妒火中烧。他回家匆匆晚餐，然后操起冲锋枪和一把水果刀，去找娜给和钟明强。钟明强的摩托车停靠在路边。大约距离摩托车10米处，钟明强和娜给在一起。扎布冲上去，举枪对准钟明强脑袋，扣动扳机。随着枪响，钟明强应声倒地，身体剧烈抽搐。扎布抬起枪托，重击钟明强脑袋，接着用水果刀连刺数刀。掩埋了尸体，藏匿了凶器，扎布和娜给骑着钟明强的摩托车逃离佤邦，进入云南。

Ⅷ

一个阴冷的早晨，苏旭赶来送我。这个基督徒传教士，心地淳朴，怀抱宗教的激情，和所有耶稣的门徒一样，想要改变堕落者的精神世界。在这政治野心和攫宝欲望泛滥成灾的灰色地带，他那无求回报的付出，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心无挂碍的勇士。如果我有意向着金三角的腹心地--腊戌-曼德勒-大其力-美斯乐--继续挺近，他愿意帮我。但我已经厌倦缅北高地的旅行。

苏旭为我电话招来一名男子。我与苏旭互道珍重，就此言别。那名男子带我上乘坐一辆三轮摩托车，行不多远，便在一个路口停下。我跟他，徒步走到南卡河边一处重型卡车停车场。一名年轻男子守在入场口。这一次，与我来时的偷渡点不同。年轻男子检查我的包裹，要去我一百块钱，然后开一张抬头是“佤邦司法局缉毒大队”的红色收据。我和男子走下陡坡，临河而立。对岸路边，有人烧烤。男子掏出手机，开始电话。对方告诉他，需要等待。我们重新返回停车站。半小时后，一名女子乘坐皮筏偷渡而来。我和那名男子再次走下陡坡，沿着河岸，走向一处涵洞。有人从躲藏的涵洞里出来，肩扛皮筏。

我们乘坐皮筏过河。他们两人显得紧张兮兮，弄得我也心跳加速。过河上岸，那名男子领我钻进灌木林。他转身而去，让我就此等待。鸟声啁啾。我不知身在何处。灌木林外的小路上不断有摩托车驶过。过了半个小时，那名男子出现。我走出灌木林。他骑一辆摩托车，捎我沿河岸行驶。不一会儿，他停车，让我穿过一片菜地，爬上一面山坡。山坡上荆棘丛生。我手脚并用，气喘吁吁，终于攀爬上去。一个女人在等我。她领过穿过楼群，走出这个居民区的大门。我一下子就来到海关大楼和中缅大桥。大桥上车流不断。返归祖国，竟然如此艰难凶险。这是一个让我哑然失笑的反讽。

那名男子骑着摩托车迎面而来。遵照苏旭嘱咐，我给他五十块钱。然后走向马路对面的勐阿长途汽车站。车站售票厅里尽是春节返乡的四川民工。他们和我一样，刚从佤邦偷渡回来。我和他们一同乘车，离开这荒凉的边境小镇，驶向中国内地。晨雾散去，明媚阳光照耀得山河灿烂。香蕉种植园重又显现，让你恍惚觉得置身于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的某些场景。美国人带给拉丁美洲一股狂飙般席卷一切的香蕉热。等到热潮退去，留下的却是经济危机的枯枝败叶。车上民工不断电话，仿佛求乞者那样可怜巴巴，向他们的老板催要工钱。这一通又一通电话，在你耳边聒噪，把你拉回坚硬的现实。你不由自主地发问：有多少中国人，就这样梦断佤邦？

注释

❶V.S.奈保尔著、方柏林译《河湾》（译林出版社，2002）第100页。

❷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增订版）第4页。

❸大卫•艾默著、吴润璿译《被隐藏的中国——从新疆、西藏、云南到满洲的奇异旅行》（台湾八旗文化，2015）。本段文字引自界面Jiemian.com非虚构写作平台“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