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颇/克钦

Ⅰ

我们在目瑙纵歌场聊天的时候，那位克钦独立军老战士说，曾有十年时间，他一直隐匿在热带丛林中打游击，从未回家看过妻子和儿女。苦啊……他用克钦语如此感叹。我想知道他游击生活的更多细节。他是否在柚木林里宿营？是否在天将破晓时听到远处传来孔雀的叫声？那种游历四方各处辗转的生活，是否让他智力衰竭，人格断裂？但他一笑置之。他将咀嚼很久的槟榔碎沫一口吐在沙地上，像是吐血一样。他笑的时候，我看见他红如血染的嘴唇和牙齿。他是我在缅北高地见过的真正的武士，身体壮实，眼神阴鸷，面容坚硬，对于自己经历的游击岁月，只是报以淡然一笑。

大概是上午十点钟左右，我身在拉咱（Laiza），与这位老战士交谈。如今，他是中央官员，但他没有告诉我他的职位和官衔。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军官陪着他。他们不会汉语和英语，而我又不懂克钦语。我们取得联系几乎算是一种奇迹。他们叫来驻守口岸的士兵Nuk Gyung，一个汉语流利的英俊小伙，做我们的翻译。我们交谈的时候，一位带着小女儿散步的文职官员走过来，加入交谈。他说熟练的英语，举止文雅，显然受过良好教育。

拉咱曾是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村落。1994年缅甸军政府与克钦独立军（KIA）签署停战协议后，缅北克钦邦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划归KIA管辖，名为“克钦第二特区”。KIA获准在拉咱口岸收取关税，其司令部也自莱辛失守后迁来拉咱。KIA为获军费，让拉咱成为一个经贸区，同时走私木材，贩卖毒品，开辟赌场，出口翡翠……

这里阳光灿烂，空气里洋溢着原始森林的清香。四面山峦，葱葱郁郁。一条清澈界河，潺潺流淌。好几座散落各处的教堂，分属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青山绿树的映衬下，色彩鲜艳，外形美观。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的街道绿树成荫。深受基督教熏陶的人们，对我这样一个偷渡客，表现得颇为友善。如此宁馨画面，让我很难想象，两个月前，竟遭缅甸国防军空袭。克钦独立组织（KIO）被迫将总部迁往勒新山区。

这里没有赌场，赌场在2004年之后因中国政府施压而逐渐关闭；没有红灯区；没有毒品，因受国际压力，克钦人开始经济作物的替代种植。“最好也没有战争，”人们都这么说。那样的话，拉咱将会是一个吸引四方游客的度假地，会有背包客在河边扎下鲜艳的帐篷。但是战争摧毁了梦想。

作为军方国家统一战略以及政治博弈的一部分，缅甸国防军攻占果敢之后，在2011年6月9日打破与KIA的停火协定，重燃战火。2012年12月25日，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缅甸国防军开始进攻KIA的一处军事基地。笃信基督教的克钦人，将国防军在圣诞节的战争，视作强烈挑衅。早在24日平安夜，国防军105mm口径榴弹炮的轰鸣，已经打破了拉咱教堂里祈福者的宁静。借助武器装备优势，国防军攻克了KIA战略高地“711”据点。“711”据点是拱卫拉咱的最后屏障。“一旦缅军攻进拉咱，我们就会炸掉所有大楼，进入山区。”KIA情报处副参谋长阿诺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是说。克钦人是天然的森林之子，而KIA有着多年丛林游击战的经验。二战期间，11000名克钦武士以101特遣队为番号，加入美军与日军作战。他们分散成小股游击队，潜入丛林。据信，美国空军85%的打击目标由101特遣队提供，10000名日军被101特遣队消灭。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1883-1946）询问克钦游击队领袖：日军死亡数字何以如此精确？游击队员一个个打开竹筒，倒出一地山堆般的干耳朵。“两两分开，数吧，”游击队领袖说。❷

这场新战火，肇因起于中资公司修建的太平江密松水电站。缅甸军政府以保护投资为由，强求KIA撤出水电站区域营地，改由国防军接管。KIA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营地，无论就军事意义还是祖居地的情感意义而言。他们已经放弃了太多祖先的土地。分裂之后投靠缅甸军政府被改编为“边防军”的克钦新民主军（NDAK），名义上管辖着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及其他地区，但对KIA而言，那是沦陷，连那些居住在密支那的克钦人，也对NDAK领袖丁英满腹怨恨。他们组成一万多人的禁毒志愿队，去铲除缅甸政府军庇护的罂粟种植园，并发生冲突，以此表达对政治的不满。而丁英自从离开NDAK去了仰光当了丹瑞党的议员之后，也就在政坛上逐渐消失。缅甸军政府的这种手段，不被视作递送橄榄枝的和平诚意，而只能看成枪火伪装下的政治阴谋。如果缅甸不能脱离军人干政，走向昂山素季奋斗多年的民主之路，这样的命运将会降临掸邦第一特区果敢，以及其他因为内部分裂而致军力衰弱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当然，也有很多人--媒体记者、缅甸问题专家、民地武领袖--对昂山素季没有信心。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昂山素季身上，缅北高地那被战争之门闭锁的野火荒甸，将永无一把打开的钥匙，让和平之光得以照入。

一天，KIA扣留了三名穿越密松工程区域的国防军官兵，睚眦必报

的缅甸军方则抓了一名KIA联络员。双方激烈交火，复燃多年累积的仇怨。中国和美国分别表态，呼吁和平谈判。6月13日，冲突一度停止。双方约定交还战俘，KIA送去的，是身体健康的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而国防军送来的，则是一具遍体凌伤的尸体。

此前，缅甸军政府全力推动克钦邦伊洛瓦底江上游梯级水电站开发计划（七坝工程）。但是，军政府内部一直权斗不息：1988年奈温倒台、军人独裁式社会主义--让东南亚最富国沦为最穷国--被否定；2004年强硬保守派丹瑞对温和派钦钮发动清洗。这些时缓时急的权力斗争，导致缅甸军政府在应对民主与政治变革、民族与联邦体制、经济与国际关系等方面，政令不一，举措舛迕。原由克钦独立组织（KIO）引进的中资企业，转而与缅甸军政府合作，引起克钦人不满。克钦人以保护传统信仰中的民族神山圣湖为由，纷纷反对密松工程。军政府又借口保护密松水坝，派兵占领克钦人地盘。冲突一起，军政府内部权力随之更迭，支持也就转为停建。中国人的钱就这样白白打了水漂。缅甸政治如此动荡，致使中国预计投资两百亿美元的中缅铁路也于2014年搁浅。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非政府民间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研究人员马修·斯密斯在泰国记者俱乐部提供报告：“缅甸军方强迫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战斗前线充当搬运工，并且故意袭击克钦邦的平民。他们拘押、拷打和杀害克钦族百姓，而且伴有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侵犯。”“人权观察”表示，交战双方都犯有招募童兵罪，并且埋设了地雷，至少KIA没有标示布雷区，使其威胁平民和己方战斗人员生命，并有超过40名KIA士兵触雷而亡。战争造成至少75000多难民流落中缅边境。缅甸军政府惟一一次允许救援团体进入KIA控制区之后，便拒绝人道援助。“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菲尔·罗伯逊对媒体记者说：拒绝人道援助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野蛮行为。

其实，缅北高地一直以来就停滞在野蛮时代，巫术横行，远离智识，独尚武力，拒绝现代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的恩泽。缅北高地或许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地区。混乱的历史，混乱的战争，混乱的文化，混乱的民族，混乱的边界划定，混乱的大国博弈……混乱而成泥石流般汹涌混沌，让每一个投身而来并被裹挟其中的政客、观察者、投资商和冒险家眼花缭乱。

Ⅱ

距离拉咱不远，就是二战时期国民党军和云南民工修建的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公路起自印度阿萨姆小镇Ledo，贯穿缅甸全境，直抵昆明，来自盟国的援助，通过史迪威公路，进入中国，支持了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二战之后，伴随冷战铁幕、中印战争和缅共革命，这条路逐渐废弃。但是，一条隐形的史迪威公路--毛派革命输出之路--竟然奇迹般畅通着。

V.S.奈保尔小说《魔种》开头，流落西柏林的印度人威利和妹妹萨洛姬妮谈论的，就是从中国输入印度的毛派革命。兄妹俩把印度毛派游击队领袖坎达帕里，认为是待到二十世纪的革命史盖棺论定、形形色色的民族中心主义消失之后，可与列宁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人物。“坎达帕里作为革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于，他破除了林彪路线。”为了教训那位对世界事务漠不关心的哥哥并激励他投身印度游击队，萨洛姬妮说：

你肯定知道林彪。全世界都知道林彪。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清算阶级敌人。一开始，这真是又简单，又激动人心，看起来也很先进。我们印度人也喜欢这个观点，因为它是从中国传来的，我们以为，它能使我们赶上中国。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把革命毁了。林彪路线把革命变成了中产阶级的舞台。城里那些好出风头的中产阶级年轻人，穿戴成农民的样子，脸上手上染了胡桃汁，跑到街上聚众滋事，自以为所谓革命就是除掉警察。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抹平了。❸

萨洛姬妮说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中国大地上的狂火。这场运动穿过隐形的史迪威公路，像燃烧的播种机，一路撒下火种，在缅北高地，在东南亚的印尼、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在尼泊尔，在印度次大陆，最后抵达欧洲，激发了法国中产阶级大学生的“五月风暴”。

而在缅北高地，毛派克钦族知识分子组建共产党，渴望获得中国支持。中共根据“一国只能有一个共产党”的原则，要求克钦毛派加入缅共。克钦人心有不甘，因为在二战期间，克钦人就曾组建101特遣队，加入盟军，与联手日本人渴求独立的缅族人有过战争。缅甸建国之父昂山将军及其“三十志士”曾在中国海南岛接受日本军训。二战末期，昂山将军才抛弃日本支持，转投盟军。缅族人不忠诚的恶名，在二战期间的英美盟军和之后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当中，可谓尽人皆知。缅共革命时代，克钦领袖Naw Seng带着他的三百名武士以普通公民身份，住在中国贵州。为获中国支持，这支被称为“贵州老兵”的克钦族武装，迫不得已，加入缅共，但另立名号“克钦独立组织”（KIO）。

资产阶级警察的反扑--在中国则是一次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致使世界失去了“整整一代优秀的革命者”。印度毛派游击队领袖坎达帕里则认为，“我们不过是失去了整整一代读书不多、自以为是的蠢货”。在林彪尚未乘坐空军256号三叉戟飞机叛逃苏联却坠毁蒙古国温都尔汗之前，印度的坎达帕里已经意识到，林彪路线导致的，是一场虚假革命的废墟，一场中产阶级的假面舞。他决心返回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路线。而这场农民革命，也是一场欺骗。《魔种》小说里的主人公威利经过十年游击战，最后心灰意冷，陷入对革命的深深怀疑和对理想主义的彻底虚无。他向警察投降。在监狱里，他给同样心灰意冷从而隐入印度教静修所的妹妹萨洛姬妮写信：那场革命游击战，“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更与我们自以为为之战斗的农民无关。我们老是说他们饱受压迫，但事实上，我们却一直在剥削他们。我们把自己的思想和言谈看得比他们的生命和理想还要重要……他们那粗野饥饿的眼神一直缠绕我心。我觉得他们承载着这个国家最深沉的不幸。我认为没有哪一种作为可以轻易消除他们的不幸。你也不能拿一支枪就把这不幸消灭。你那样做就只是杀人。”

冷战的铁幕轰然坍塌。毛派革命的烈火渐成灰烬。1990年代之后，一个政治和革命的世界转变为经济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国致力于经济改革。关于史迪威公路，中共当局力促修复和扩建。或许将来，等到缅甸乱局平定，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分裂主义势力消弭，史迪威公路才会重新畅通，连接起中国横贯东南亚直到印度次大陆的商业和文化交流。

早在公元前128年，从中国到印度乃至欧洲的一条可能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通过高黎贡山。犀牛、大象、玳瑁、翡翠、琥珀、肉桂、木棉、山稻和散穗粟在这条道路上通行。汉文典籍称呼高黎贡山一带部落为“濮人”，“景颇”一词随“濮”音发展而来。现代木如人称那些说景颇语的人为p'ok，坎弄底的掸/傣人把他们的景颇农奴称作Kha-p'ok。到了8-9世纪，掸/傣南诏王国首领阁罗凤（约公元750年）开放了通往印度和中缅甸的商道。到了11世纪，南诏王国的一个分支建立了蒲甘缅王国。16世纪晚期，掸/傣人才皈依上座部佛教。令人惊奇的是，直到如今，掸/傣族虽然散落各国，却一直拥有统一的语言和信仰，而景颇/克钦族，却是语言各异，信仰不同。景颇/克钦族有五个分支，各支系的人们无法语言交流。克钦（Kakhyen）一词，在缅语中，泛指东北边境上的野蛮人。隐藏在种族主义背后的语言歧视的又一案例，就像因纽特人（Inuit，极寒之地的居民）被称作爱斯基摩人（Eskimo，吃生肉的野人）那样。

到了19世纪，一条起自云南巍山的茶马古道--亦是鸦片古道--经过不同世系的景颇/克钦山官统治的领地：芒嘎-陇川-腾越-撒邦-八莫-密支那……那时候，茶马古道一带藏缅语系诸部落，男女黥面文身，巫术遍地流行，图腾关联禁忌，常因女人而起的世仇，带来彼此的杀戮……我在云南德宏一个景颇族寨子的一户人家悬挂墙壁的框装相片里，发现1990年代的老妪，像非洲某些原始部落的女人，依旧遵循古老风俗：一层又一层堆叠而起的沉重银项圈，把她撑得像一头长颈鹿。

生殖和性力崇拜，一度是茶马古道的主题。情窦初开的少女，为求生育力旺盛，常常结伴到寨子后山的柱状岩石边，撩起裙子，露出阴部，抱石模拟交媾。西双版纳一位傣族首领，曾将一个遭雷殛而亡的女人生殖器割下，套在自己手臂上，以增强体力和精神的力量。藏、川、滇、甘、青等省区的脚户客（赶马人）流行一种秘密的性力法术。每当骡马疲乏困顿，倒地不起，他们便手淫，采集精液于竹管之内，输入骡马体内。他们相信，人的性力（精液）可以增强牲畜体力，解除疲乏。❹

Ⅲ

在我们身旁，色彩绚丽的目瑙示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目瑙示栋一般由四到十二根立柱和两根横柱组成。立柱是景颇长刀形状的两根雄柱，彩绘太阳、月亮和星星，饰以曲线、菱形和蕨纹图案，中间摆放两把交叉的景颇长刀。横柱画有各种动物和农作物图案。这些图案被认为是天神木代所赐的财物。与之相似的色彩和图案，你经常会在BBC制作的关于非洲或美洲土著的纪录片里看到。每当丰年祭或战胜归，景颇/克钦人的大祭司斋瓦（jiawa）就会唱起一万多行的史诗，接着是剽牛献祭，然后，众人麇集，围绕目瑙示栋，纵歌跳舞。“在拉咱，我们已经五年没有目瑙纵歌了，”老战士说。“因为我们的族人沦为难民，我们的自由远未到来。”

就在一周前，我参加了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官方举办的万人目瑙纵歌会。歌会期间，蒙皮大鼓、千人绿叶宴和株高两米多的水稻，创下三项世界纪录。一场奢华的旅游宣传秀。我看见孤独的目瑙斋瓦在几乎无人驻足的荒凉场地上，尽职尽责地唱着史诗。唱完整部史诗，需要十几个小时。半个世纪前，祭祀木代同时举办目瑙纵歌，是山官（督瓦）的特权。山官在中国景颇族地区，已然消失，但在克钦邦，它伪装成基督教军事独裁者的形象，凝聚族人为自治或独立而战。

在滇西南和缅北高地，掸/傣人和景颇/克钦人，据信拥有共同的祖先。掸/傣人信仰上座部佛教之后，与仍旧遵行原始巫术信仰的景颇/克钦人逐渐分离，开始相互轻视。实际上，景颇/克钦人的原始巫术信仰，除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之外，主要是把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的现世阶层社会复制到超自然社会的一种想象与虚构，为的是反证现世等级社会的天然合理。

权力垄断倚重宗教愚民，这样的信仰方式--马克思将之名为“人类精神的鸦片”--遍布于各古老民族，汉族人的道教信仰，与之相仿：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天堂是朝廷的复制，阎罗殿是衙门的拷贝。克钦/景颇人的神灵世界“纳”，同样有山官、贵族、平民和奴隶。向纳神的献祭，对应着世俗政治中低阶层向高阶层的献贡。惟有董萨（dumsa）享有献祭纳神的特权。除纳神之外，还有子彤、算和勒萨（jahtung,sawn,lasa），也就是幽灵，以及各种各样的鬼。具有天赋沟通能力的灵媒--迷推（myihtoi）--便是祭鬼的巫觋。

Ⅳ

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云南盈江来到拉咱。一位沙姓景颇族基督徒兄弟开车。山路蜿蜒，林木茂深，偶有几户人家，一路鲜有人迹，只遇见一男一女两个青年蹀躞路边，熟悉得既像一对恋人，羞涩得又如一对偷情者。沙弟兄捎上他俩。开车临近中国边境小镇那邦的时候，那对男女下车离去，我们则从柏油路拐进一条通往挖沙场的小土路，路边立个牌子，上写：“严禁进入边防重地。”而我们熟视无睹，穿过挖沙场，驶过一座水泥小桥，进入KIA管辖区边境哨卡。沙弟兄下车，x跟年轻英俊的哨兵用说了些什么，桥头栏杆就缓缓升起。我们驶向一条砂石路，路边界河旁的林中草地上，有人在打高尔夫球。行不多久，便进入拉咱城区。我拨通老战士的移动电话，沙弟兄与之交谈。“他说今天没时间，”沙弟兄对我说。“明天上午他来见你。”

我们在路边餐厅喝一杯咖啡。年轻的华裔老板清爽干净，服务周到，对人友善。喝完咖啡，沙弟兄返回盈江。我去旁边拉咱宾馆登记住宿。前台的克钦族女服务员笑容可掬，说一口流利汉语。房间整洁明亮，令我心情舒畅。床头柜台上摆放一本克钦文《圣经》简化本。站在窗户那儿，中国边境口岸高大的国门近在眼前。窗户下的小街上，衣装洁净的人们从容而行。回想果敢和佤邦行旅，我禁不住感叹：遭受多年战争，以致如此贫穷之地，上帝的福音却为之带来清净与祥和，信仰的力量该是多么强大啊。

洗了热水澡，我背起相机，走出宾馆，漫步街头。阳光热烈，感觉像在中国西部某个夏日小镇。在口岸桥头，我望着对面百米外站岗的中国边防武警，感到一种莫大的反讽：我偷渡别国逍遥自在，而我此刻要是走过桥头回到祖国，则会被罚款，甚至被拘留。

拉咱城沿河在山谷狭长地带延伸。经过桥头口岸，街道分叉而成两条。街头有一个报刊亭，出售缅文报纸。一个廋高个儿的印度人，开着一家文具用品店。他用汉语热情地招呼我。我踱步而入，眼光立刻被厚厚一摞印刷精美的缅文时尚杂志所吸引，其中一本，封面人物是中国IT业首富马云。拉咱虽小，贫穷，而且受到战争困扰，却能给人一种文明的气息。没有围墙的学校，学生们在桌椅破旧窗玻璃破碎的教室里学习，或在教室前的草地上踢足球。年轻士兵在路边营房的院子里健身。城边难民营里，人们排队领取大米。我一路蹀躞，感受这里的一切。临街屋舍俨然，小小庭院，围墙低矮，葱郁果树，逾墙而过。多有秀丽别致的竹篾墙茅棚楼，那么自然清新，比起水泥建筑，更加引人渴望住宿其中。我随意踱入一户小院。一群克钦人用英语向我热情问好。我没有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因反政府武装而暴戾凶险的陌生国度，倒像是在欧洲一个偏远小镇的远足旅游。

继续行走。路边小院前，一位裸露古铜色上身的健壮老人在劈柴。他那面目慈祥的妻子坐在门边织毛衣。老人会说汉语。我接过斧子，帮老人劈柴。一切就这样自然发生。我高举斧子，大喊一声，狠狠劈下去。老人拾起木柴，垛在墙边。劈一会儿，老人便叫停。他递我一支香烟。“抱歉，我不会……”我微微一笑，坐在木墩上。夕阳西下，余晖映照，流水潺潺，空气里荡漾着原始森林的清香。老人抽着烟，缓缓言谈：“我老婆的父亲，是当年国民党远征军……”遥远的故事，历史烟尘里逝去的光辉岁月，骤然逼临眼前。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这对老人仿佛我的父母，而我则像浪子归来。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有义务扛起一杆M16冲锋枪（而不是背着一台富士X100S相机充当和平主义者），跟随KIA游击队，钻入丛林，对抗老缅，以便捍卫这片静美的土地。

这种想当战士的冲动，在华人教堂前，又一次被一位汉族女性唤起。她在教四五个克钦儿童学习汉语。孩子们伏案写字。她穿着合体的衬衣和筒裙，身材苗条，五官清秀，仪态娴雅。她想去中国工作。很小的时候，在中国河南省，家人为她办了一个户口。新旧两代居民身份证更换，她都没机会去办理。战争爆发，她想以中国公民身份迁往中国，却发现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通过私人渠道，她曾花七千元获得一个云南的户口薄，最后发现竟是假的。“我丈夫的父亲，曾是远征军，”她说。“现在，我们只好呆在克钦邦，缅甸身份证也很难拿到。不过，我们热爱这片土地。克钦人和我们华人在一起。我们都是基督徒。KIA的战士们穷的几乎一无所有，是信仰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这片自由的土地。这片土地充满了上帝之爱。”

我确实感受到了上帝之爱，在这贫穷的拉咱小镇。为了克服因肤浅游历而生的偏见，我特意走进为数不多的几家中国人的店铺，多方了解。经营军品店的那个云南腾冲人，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已在拉咱生活了八年。“我从未看见有人在街上吵架，也从未看到盗窃和抢劫，”他说。“有些克钦人那么穷，但是绝不乞讨。你在这里看不到乞丐。再穷的人，出门都要穿得干干净净。”

Ⅴ

景颇/克钦人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在文化、信仰、性格、语言、居住地分布诸方面。英国人类学家德蒙？R.利奇说：景颇/克钦文化的全貌实际上就是一锅大杂烩。

景颇/克钦人尚武，男子必佩“勐赞闪”（打天下的刀）。一个景颇/克钦男人的一生，就是与刀相伴的一生。成年礼，父母赠送一把刀；婚姻聘礼，男女互赠一把刀；山官在分封寨头、片官的授权仪式上，要授一把“袍么长刀”；目瑙纵歌时，众男子集体刀舞“以万万”；死后，生前佩刀随葬墓穴。如此尚武的景颇/克钦人，在解决世仇--几乎所有世仇皆因女人而起--时，战斗规模总是很小，而且当事人并不直接参与，通常都是雇佣“石惹”执行暗杀，最后以一种债务关系，把仇人变成亲属。景颇/克钦武士更愿意成为雇佣军，因为在景颇/克钦人的意识里，人世上的一切关系都是债务关系。在古代，缅甸王公经常雇佣景颇/克钦武士为他们作战。❺

景颇/克钦人骁勇善战，却又甘愿雇佣。景颇/克钦人热爱自由，却又将另一群同胞蓄养为奴；景颇/克钦人血缘世系严明，却又语言相互隔膜；景颇/克钦人的山官一夫多妻，而平民却不得如此……他们性格乖戾，所以你很难理解，直到如今，KIA仍然强迫征兵，并将抓获的逃兵与吸毒者一起枪毙或是抛之地牢。甚至身居高位的许多领导，也是被抓来培养而成，包括1994-2001年担任KIA总司令后遭软禁的早迈，只因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克钦人。KIA高层清洗和内部兵变，一直不断。1975年，最早成立KIA的早丹三兄弟领袖，在一封不知来自哪里的秘密电报的指示下，遭到处决。

19世纪，英国人的势力从印度次大陆延伸而过缅甸。他们注意到景颇/克钦人的这种性格，便招募大批景颇/克钦人充当士兵和警察，以压制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缅族。与此同时，英国人取消了景颇/克钦人的奴隶制度“木牙姆”（mayam）和山官特权，尤其重要的是，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一套有着严格理论体系和社会福利倾向的普世信仰渗入景颇/克钦族的精神版图。1887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进入八莫和密支那。他们以拉丁字母创制克钦文，并翻译《圣经》。就像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 Martin Luther，1483-1546）用德文翻译《圣经》，开启了德意志民族的文明一样，克钦文《圣经》，标志着克钦人原始巫术时代的终结。如果说景颇/克钦在此之前是一个虽然语言分歧、层级鲜明但却血缘紧密、世系联接的统一体的话， 那么现在，景颇/克钦在文化和精神上已然分离，而成中国原始巫术阴影下和无神论逐渐泛滥的景颇族和缅甸的基督教克钦族。中国的景颇族正在遭受酒精和毒品的伤害。婚礼上，狂喝滥饮的年轻人一言不合，即刻挥拳相向或是持刀动武。各个寨子里，孤儿成群，他们的父母要么吸毒而死，要么被关在监狱或戒毒所。

相较于19世纪在殖民越南的法国支持下，向云南汉人传布上帝福音的天主教一再遭遇的失败--暴民、佛教徒和民族主义者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云南教案，基督教则在缅北高地的克钦族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英国殖民者的到来，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地理上，为景颇/克钦人制造了边界。一个族群，就此撕裂。当然，在远东，在亚洲，在印度支那，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像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群岛那样肆无忌惮地对土著居民实施种族灭绝。这儿的人们不像印第安人那样几千来彻底与世隔绝，从而在肉体、精神和文化上对外来殖民毫无抵抗和免疫能力。

原本在缅北高地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中国，在英国的步步进逼下，被迫退却。1914年，英国以印缅宗主身份，就边界划割，提出“麦克马洪线”。该线中印段，目前处于印度实际控制，中国从未承认，而中缅段，民国政府虽然疲于内外应战，国势衰弱，无暇他顾，但一直不予承认。1947年缅甸独立，英国撤离，缅北高地遂成一片无主之地。一支内战失败后的国民党军队随后进入。1952年，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解放军进入缅北高地，与国民党军作战。用清华大学历史学家秦晖教授的话说，那是“一批中国人赶走了另一批中国人”。缅甸政府作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乘机与迫切需要国际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60年，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中缅段。中缅边界由此勘定。世居滇西南和缅北高地一带的汉/果敢、佤、掸/傣、景颇/克钦、德昂、拉祜诸民族由此割裂。大国撤退，而缅甸军政府/塔玛多（缅语tatmadaw，意为武装部队，缅甸人用来特指军政府）又无力入主，遂使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一夜坐大。缅共在中共支持下，虽然有意联合各族势力，统一整个缅甸，没想到自身却因腐败无能而分崩离析。缅北之乱，于是缠衍至今，和平曙光，看似遥遥无期。

Ⅵ

对中国人颇为友善的基督教克钦人控制着靠近中国边境的狭长地带，但是，在这里旅行，并不安全。李玉棵警告我：千万不可在没有本地向导陪同的情况下，贸然走动。

我是在KIA控制区的冬布（Tumbuk）难民营集市上认识中国农民李玉棵的。集市虽小，却有国际化的味道。十几个黑瘦的印度人分点设摊，摆卖从云南瑞丽运来的家用小电器。扩音喇叭播放妖冶的印度歌曲，让我暮然想起几年前贯穿印度南北的那两趟旅行。起初，我以为他们是罗兴亚穆斯林。我向一个小伙子问候一声：“Assalam Walaykum！”他却回我一句印度教徒的问候语：“Namaste！”离他们不远，卖衣服的中国摊贩播放汉语流行歌。两种歌曲此起彼伏，仿若一场竞赛。

沿着红土路，歪歪扭扭立着几坐竹篾墙茅顶棚或是瓦楞铁皮棚。克钦女人在里面做着简单的饭菜。木柴烧火的青色浓烟，弥漫了小小集市。几个中国人的摊位上，摆着生活用品。李玉棵的面前，放着两个竹筐，一筐装着青果，一筐装着白菜。三三两两克钦难民掏出一块两块人民币，买一小袋青果，边走边吃。临近晌午，天气开始热起来。远处那一望无际的甘蔗地里，中国承包商雇佣的克钦难民还在砍甘蔗。作为界河的陇江对岸，茂密香蕉林，将那些克钦民工瘦小的身影淹没其中。小摊贩收拾东西，骑着摩托车，一群群离去。这小小集市突然变得格外冷清，只剩树上小鸟的阵阵啁啾。

李玉棵面前，还剩半筐青果，半筐白菜。我已跟他聊了很久。看他想把那半筐青果和半筐白菜绑挎在摩托车后座上，准备离去。我说：“全部卖给我吧。”他有点不解地望着我。“那儿教堂旁边，不是有个幼儿园吗？请您帮我把青果和白菜送给幼儿园，这样您回家也轻松。”“这样不好吧，”李玉棵那皱纹深刻的脸露出憨厚而不知所措的微笑。我从他那憨厚的笑容，以及之前在卖青果时，他给克钦难民充足的斤两，立刻就做出判断：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李玉棵比我大十多岁，一对子女远去中国内地打工，妻子留守云南保山老家。他在缅甸做过木材生意，木料被老缅军扣留而血本无归。后来，他又借高利贷与人合作，去克钦邦承包锡矿和玉矿，却什么都没有挖出来。缅北高地就是这样，它让一部分人为所欲为，也让另一部分一无所得，困顿蹇滞。李玉棵只好到处打工，做小生意，曾经两次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从云南越过边境，穿过克钦邦，到达密支那和仰光。曾经两次，在果敢特区和克钦邦，他被老缅军逮捕，当做间谍，关在战俘营。果敢人和克钦人把他救了出来。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他才将债务彻底偿清。生活对他而言，非常艰难。

给幼儿园那群因为太小而不知流落凄苦的孩子送完青果和白菜，我和李玉棵在简陋教堂的门廊下继续交谈。一群难民在教堂里唱着赞主的圣歌。满地洁净阳光。不远处，几株上百年的老榕树，枝繁叶茂。这本是静谧的田园风光，却因战争而贫穷，而疼痛。

“2004年，我那十四岁的大儿子骑一辆摩托车，怀揣两千元钱，去克钦邦找朋友，结果被害了。我找到了他的尸体。中国警察推诿说，我儿子偷渡边境，而且这个案子发生在缅甸，没法侦查。我出了一万多块钱，山兵的军官最后抓住了凶手。两个崩龙族吸毒者。枪毙的那天，我去看了。但我并没有民族仇恨。我的岳母是傈僳族，嫂子是佤族，侄儿子的媳妇是缅甸崩龙族。她们能讲好几种语言。”

李玉棵说的山兵，就是KIA，因为他们常年隐身山岭打游击。

中午时分，我不得不与李玉棵道别。离边境不远的一个中国寨子里，景颇人彤度说好了要带我进森林打猎。森林频遭砍伐，动物大量灭绝，成片成片的山坡被急功近利的橡胶林和莎木林侵占。而我基本上是个素食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进入森林，对我而言，只是一种观察和体验。森林和大海一样，既生机勃勃，又危险狂野，它比我曾徒步穿行的腾格里沙漠、只身留守的西藏草原和自幼生活的西部田野，蕴含更加迷人的诗意和难以言喻的神秘。我不会举枪瞄准任何一只出现在我视野里的动物。我喜欢背着枪，跟随彤度步伐，攀山越岭，穿溪过涧，查看野猪、果子狸或紫貂的足迹。我喜欢安静地坐在两棵大树之间搭起的离地两米的支架上，双腿空悬，挨着浑身烟草味的彤度，看晚鸟归林，沉沉夜色自葳蕤草木中缓缓升起，如同黑色天鹅绒大幕，渐渐遮蔽头顶那天井一样的淡蓝色天空。萤火虫一明一灭。麂子打着沉重的响鼻。不知什么鸟，发出婴儿啼哭般的悲鸣。

我答应李玉棵，过几天会来找他。他住在云南瑞丽市弄岛镇一个景颇族的寨子里。经过滚滚陇江上那座摇摇晃晃的吊桥，沿着一条专为走私木材而开辟的崎岖林荫红土路，便可到达。

度过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狩猎之夜，我随荷兰人乐安东前往芒市。1992年，乐安东来到云南瑞丽的雷弄寨，研究景颇族载瓦语，并因载瓦语学术专著而获博士学位。他把云南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毒品正在侵蚀景颇人。许多儿童无家可归。乐安东和中国太太李旸倾尽积蓄，在芒市一个远离城市的景颇族寨子，创建了儿童教育公益组织“榕树根”。在乐安东的引领下，我走入景颇人幽暗的世界，才发现缅北高地的毒品制造，猖獗得多么惊人。从另一个方面，我开始重新审视缅北高地的罪恶。毒品源源不断涌入滇西南。除了中国官方强制戒毒，在滇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当中，似乎只有景颇人，在接受了缅甸克钦同胞不断输入的基督教的感化下，开始发起一场民间的自我解救运动：福音戒毒。十年前，一位来自缅甸克钦邦的女基督徒，在滇西南开展福音戒毒。在章凤老城一个废弃的酒厂里，几位戒毒成功的基督徒正在帮助十几个深陷毒海的人走向新生。在保山和陇川，还有两个政府承认的福音关爱中心，收留吸毒者。

我从“榕树根”启程，一路打听，走过一个个福音戒毒所。我发现，无论人类的境况多么悲惨，总有人甘愿倾力而为，去帮助那些陷入绝望的人们。他们是污浊人世里的光。对于基督徒，那是圣灵感召的光。对于乐安东，这个佛陀式的无神论者，则是人性的光。从滇西南到缅北高地的旅行，好多次我因目睹罪恶而厌憎这片土地，厌憎自己的无能和乏力。恰恰又是，愈益污浊黑暗之地，神性和人性的光芒也就愈显珍贵。

我深入沿途的秘密，辗转跌宕，赶去瑞丽弄岛镇，与李玉棵相约见面。一路上尽是香蕉林。工人们採摘香蕉，用乙烯催熟，然后一车车运往北方。我又一次感觉自己走进了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里那个美国人带来香蕉热的时代。

一个在瑞丽上车的印度小伙，提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他那黑瘦而忧郁的样子，一看便知出身于低种姓家庭，深受几千年印度种姓制度对其心灵的戕害。他坐我旁边，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平板电脑，玩了一会儿，然后用极为生疏的汉语羼杂英语单词与我交谈。满车尽是穿着斑斓筒裙的傣族妇女。她们叽叽喳喳地说话，我却一句也听不懂。好一阵子，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某个东南亚国家旅行。日落西山，我要赶去弄岛镇跟李玉棵见面。而这印度小伙偏又热情高涨，一再请求我去他家稍息片刻。我只好跟他中途下车，可又担心会不会遭遇骗子。穿过马路，进入临街一户人家。我跟着印度小伙走进一间小屋。这是一个分间出租的院子。坐在草席上看电视的又一个黑瘦青年，慢悠悠起身。他那慢悠悠的举止，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印度所有事物那永远慢悠悠的样子。衣柜遮挡的后面暗影里 ，走出一个年纪更轻的男孩。这就是那印度小伙在班车上用他蹩脚的英语反复告诉我的，他的两个兄弟。他还告诉我，有一个妹妹。可是，他的妹妹在哪里呢？12英吋彩色电视机，播放妖艳的印度歌舞。带我来的印度小伙请我脱鞋坐上草席。他拿起遥控器，将电视台调到英语Dicovery频道。电视荧屏上的一群妖艳印度女郎突然变成一只丛林里的孟加拉虎。太阳已经落山，我开始焦虑不安。印度小伙的弟弟买了啤酒和可口可乐回来。我又一次担心起来，害怕他们在饮料中添加迷药。我亲自打开可口可乐的易拉罐，慢慢啜饮。印度小伙一再用英语说：“你是一个好人。”

我不能再陪这三位过度热情的印度人等待天黑了。

带我来的印度小伙说，他可以骑摩托车，送我到弄岛镇。而他喝了一瓶啤酒。为安全起见，我坚持要坐下一趟班车。于是，他骑上摩托车，捎我驶上公路，拐进一个小路口。两个皮肤很黑眼睛很大的印度姑娘守着一个槟榔摊。其中一个，就是这印度小伙的妹妹。她在哥哥的嘱咐下，迅速地用一种树叶包起撒了石灰水和鲜艳香料的槟榔，给我和他哥哥一人一个。我一想到那些嚼槟榔的人满嘴红色烂牙，就感到一阵恶心。盛情难却，我不得不把槟榔放进嘴里。等我跨上摩托车后座，行不多远，我就偷偷吐出槟榔。而这位印度小伙接着向公路边卖煎饼的缅族男子，要了一份鸡蛋煎饼。班车来了。我塞给煎饼师傅几块钱，拎着一袋煎蛋煎饼，与印度小伙匆匆告别，然后跳上班车。

一次奇妙的相遇。还有更为奇妙的相遇。天涯陌路，或许只要一点点真诚，一点点信任，你就可以与人为友。直到我抵达弄岛，见到车站上等候多时的李玉棵，然后乘坐他的摩托车，向着山林深处驶去，我还在为自己对那印度小伙几次生起的怀疑而感羞耻。可是，羞耻感尚未退去，我又一次担忧起来。

经过一处军事基地和一个萧条的国营农场，水泥公路盘旋上升，没有行人，也无车辆，而公路两边，林野如幕。滇西南临近边境线的国营农场，曾是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和昆明等城市的10多万知识青年，怀着改天造地的革命理想，来到滇西南。可是，430位女知青被现役军人奸污，1894名知青遭到捆绑、吊打、关押和长时间强迫劳动，2人被打死，因公死亡31人，因公致残53人，病故52人，事故死亡62人，自杀25人，劳教647人，判徒刑52人，判死刑1人……

晚霞如血，西天尽染。在这公路两边的橡胶林，游荡着多少孤魂冤鬼。一位作家曾就自己亲历的知青岁月，写过一本小说，不叫《残酷物语》，反叫《血色浪漫》。有何浪漫可言，那以假信仰代替真智识的、精神扭曲的、失落的整整一代人？抒情文学--一种农牧时代的感官娱乐--如果残存在后现代主义的极权政治语境下，必是一种投机式的写作方式。那种对真相的漠视，那种浅薄的自我表现，仿佛假装高潮的妓女。在频频伪装的叫床声里，抒情文学作家的精神世界早因怯懦和智识贫瘠，而被极权政治压榨成一片荒漠。

就在我浮想联翩心怀感伤之际，李玉棵一边开车，一边说：“在这里杀个人，往沟里一丢，谁也不知道。”夜风凄凉，衣衫单薄，一阵觳觫，涌上全身，令我的肌肉频频发紧。如果李玉棵谋财害命，杀了我，往沟一丢，谁也不会知道。可我凭什么对一个人有所怀疑？我又一次自责起来，并且深感羞愧。

Ⅶ

天已黑尽。我们驶过垭口，眼前出现星星点点的灯光。一条坎坷不平的小土路，通向坡地上的一家灯火。我们终于抵达。那是景颇族女人玛芮的家。一排分成三间的平房--中间是带床的会客室和一个用布帘遮挡的带床小套间，左边是卧室，右边是厨房--朝向坡地。夜幕沉沉，我看不清平房后面那黑黢黢的一片，到底是野生林还是甘蔗田。灿烂星河，悬空流泻。平房前面，隔着空地，有一个简易木棚。李玉棵就住在这木棚里。玛芮是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肥胖女人。她站在檐廊灯影里迎接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像那位从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1954）电影《流浪者之歌》（ Dom za vesanje ，1988）里走出来的巴尔干半岛的吉普赛外婆，一脸愁苦，为子孙的命运操碎了心，又像是从马尔克斯短篇小说里走出来的女族长格兰德大妈，“每天下午，在阳台上乘凉时，她那一身的重量和权势，几乎能将那把旧藤椅压得粉碎。”

我们步入会客室。一个右手大拇指被削掉的矮壮男人，一脸凶悍，歪斜在床上，懒洋洋看着电视体育频道播放的乒乓球比赛，对我们不理不睬。后来，李玉棵告诉我，这个汉族男人一年前从大理而来，与玛芮住在一起。“他是一个懒汉，”李玉棵说，“玛芮的老母亲被这个男人气得，搬到公路边的一所房子里独自生活。”而我一直觉得，李玉棵与玛芮以及这个男人之间，有着一种微妙而暧昧的关系。

我已疲惫不堪，草草洗漱完毕，在会客室那间挂着布帘的小套间倒头便睡。被褥干净，散发阳光的味道，显然是白天晒过。

第二天一大早，李玉棵挎上景颇长刀和缀有彩色绒球的布包，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出发了。我们穿过原始森林里走私木材的红土路，走过摇摇晃晃的江上吊桥。几个抱孩子的克钦女人守在桥头。“她们是民兵，或者是山兵的家属，”李玉棵说，“为了防备老缅兵在别的地方偷渡到中国，绕道这里，进攻KIA。”我们沿着江边崎岖难行的红土路，颠簸而行。对岸中国的沿江水泥公路，缎带一样闪闪发亮。为了获得经济收入，KIA把大片山林廉价租给中国人，让他们砍伐森林，种植甘蔗。经过一个KIA把守的哨卡，我们进入芒卡小镇。路边以及路边空地上，到处停着挂有中国各省车牌号的装满木料的大卡车。一个汉族女人的饭店门前，放着一个铁笼。铁笼里装着一只蜂猴。蜂猴在中国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在这里，变态的中国食客会以两百元人民币买走这只蜂猴，当做野味。我跟那位汉族女人说：“大姐，一百元卖给我吧，我会放生的。”或许是她动了恻隐之心，或许是她终于等来了一个买主，她爽快地答应了。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过来，打开铁笼，把这只蜂猴装进编织袋。蜂猴外形憨厚，但它不能当做安全的宠物。如果被它咬一口，比毒蛇还可怕。

我们重又骑着摩托车上路。很多克钦民兵在路上飙车。寻得一片铁丝网围起的森林，我将这只蜂猴放生。那天晚上，回到弄岛寨子，李玉棵说，他本想买下那只蜂猴，因为民间有个秘方：蜂猴的脑髓可以治疗癫痫。汉族人复杂玄奥的医学迷信，包括猴脑、熊掌饮食恶习，与虎鞭、鲸鞭之类的性力迷信一样，令人憎恶。

散落各处的克钦难民营，大同小异，都是连接成排的胶合板棚屋。但是，整个难民营颇为整洁，并不见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有些空地，被人开垦，种植蔬菜和花卉。距离难民营不远，就是学校，教师全为女性，因为男人在当兵。她们衣着整洁，神采奕奕，颇有教养，看不出丝毫萎靡之气。

在边境线上，我和李玉棵穿越三个渡口，不断往返中缅两国。我想象中的边境历险，就这样平淡结束，除了疲乏困倦，竟无传奇可言，就像在几日后的拉咱偷渡。

为进KIA中央总部拉咱，我到处打听，与人接洽。乐安东为我介绍了克钦族的Jimmy Lahpai。他生于缅甸，长于台湾，如今混迹中国大陆商界。这位喜欢炫耀的花花公子般的六十岁职业经理人，又为我介绍了克钦大商人Too Aung。Too Aung一身高尔夫球运动员装扮。那是欧式富翁的标配。他十五岁参加KIA，打过多年游击战。他的一个儿子继承了克钦人凶悍的武士精神，成为美国无限制搏击赛（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的职业拳手。Too Aung的汉语和英语不好，而且他沉默寡言。他的沉默寡言，我猜测，一半出自天性，一半源于傲慢。关于他的所有信息，都是喋喋不休的Jimmy Lahpai在他那带有表演性质的生日Party上告诉我的。Too Aung还秘密资助KIA。据说，在昆明，所有克钦商人，都有KIA背景。几天之后，Too Aung把我的一张名片交给了曾经的游击队老战士Dukaba Kunba，KIA中央总部的一位军官。但是，这位军官既不懂汉语，也不会说英语。我必须带一位翻译。而那位佛陀式的无神论者，荷兰人乐安东，他愿意默默地向每一个人提供帮助，但他只是景颇族载瓦语的专家，克钦人说的景颇话，对他而言，是一门陌生外语。他带我跨过陇江上的吊桥，参访克钦难民营。就是在那次参访难民营时，我认识了赶集的李玉棵。可是，这一次，乐安东和李玉棵都没法提供帮助。正在我茫然无措的当口，我却意外地走进陇川一所修道院式的福音戒毒所。在那里，一位家在那邦--隔着界河与拉咱相望--的景颇族戒毒者，为我接通了KIA老战士的电话。他们语言相通。那位戒毒成功的景颇族长老，则帮我联系了盈江的基督徒沙弟兄。沙弟兄开车送我抵达拉咱。如此这般曲折，才有了与KIA老战士在目瑙纵歌场的会面和交谈。会谈结束，临近中午，这位老战士开一辆破旧三菱越野车，带我到河边。我踩着一溜垫脚石和两块窄窄的木板，偷渡回国。我的经历如此单薄，毫无传奇可言。身负传奇的，是他们，那些我一一遭遇的人。传奇已然融入他们的血肉。即使沉默不语，你也能在他们的眼神、额角和眉间皱纹里，看到岁月积淀的矿脉般的阅历。即使这位看似平常的景颇族女人，玛芮，居于偏僻村寨，家有几亩蔗田，但她张嘴言谈，说起自己“不值一提”的人生，在我听来，就是一则传奇。

“1960年代，中国‘文革’开始，我随父亲和母亲还有父亲的第二个老婆一起，赶着家中五十头牛，逃往缅甸克钦邦。

”十五岁那一年，KIA抓我去当兵。经过三个月军训，我就被送进丛林打游击。喔，那种生活，太苦啦……我那么瘦小，背着三公斤重的M16冲锋枪。经常吃不饱，有食物你得尽快吃下去，不然的话，战友会从你手里抢走。有一天，战斗非常激烈，很多人受伤。到了晚上，敌人撤退，军医让我照顾伤员，并且告诫我：‘千万不能给伤员水喝。’可是，伤员一直在央求：‘阿姐，给我一口水，死了我也感谢你，阿姐……’我实在太困了，真想美美地睡一觉。伤员不停地喊叫，我就给他一瓢水。终于安静了。我可以好好睡一觉。接连好几天，一直是急行军，埋伏，战斗。天终于亮了，我听见早晨来河边饮水的孔雀发出凄惨的叫声。我觉得自己智力衰退，什么也想不起来。不知何时死去的伤员躺在我身边，像睡着了一样，脸上带着微笑。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昨天晚上，有人不停地要水喝。军医告诫过我，不准给伤员喝水。我不记得自己是不是给过他们一瓢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想和这两个死去的伤员一起，安安静静地躺一辈子。有一个伤员，哎呀，好厉害，半条腿被炸掉了，他还是拄着枪，挣扎着站起来。我头脑昏沉，想着再小睡一会儿。朦朦胧胧地，我看见那个伤员，像青蛙那样，一跳一跳的，竟然走了，丢下我一个人，躺在两个死去伤员的身边……

“我担心自己会被打死。有一天晚上，我逃出丛林，一路跑回中国。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四十年后，就在你来我家的前一个礼拜，我的侄子，KIA的一个通讯员，像我当年一样，当了逃兵。他在大山里走了六天，中间在一户克钦人家藏了一夜。那家人的儿子听说他有一个姑姑，就是我，在中国，就跟着一起跑来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又有钱又有自幼。我的侄子被军队生活给毁了。他到我家以后，整天睡大觉，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睡饱过似的，而且特别能吃。他吃了睡，睡了吃，睡饱吃足了，就看电视。我的男人忍无可忍，把他俩赶跑了。我不知道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去了哪里。”

玛芮在厨房，一边炒菜，一边讲述。我觉得自己仿佛在看电影，一幕幕画面，闪现眼前，与土耳其导演热哈·埃尔旦 （Reha Erdem，1960-）的电影《珍》（ J?n ，2013）的镜头频频交叠。十七岁的库尔德族女游击队员珍，叛逃反政府武装，想要回到妈妈身边。她在暗夜穿越丛林和山岗，她在工地上遭受工头性侵，她因没有身份证而被迫走下长途班车……返家之路，如此迢遥，不是因为地理阻隔，而是因为国家政治和民族纷争。走投无路的珍，天真善良的珍，不得不重返丛林，去寻找游击队，结果却被埋伏的政府军乱枪打死。

玛芮回到中国，先做翡翠生意。她懂好几门语言。很快，她就成了富婆，像马尔克斯短篇小说中的女族长格兰德大妈那样。她的财富和权势几乎可以将一把旧藤椅压得粉碎。1988年，缅甸军政府突然无偿废除其他面额的货币，仅仅发行九十元面额的货币。玛芮成袋成袋的缅币变成了废纸。但是，玛芮已经成了一个有权势的女人。她不甘命运摆布，开始贩卖海洛因，企图东山再起。“那时候，我们在瑞丽市的大街上，提着一袋海洛因，就跟卖面粉一样，根本没人管。”玛芮说。她的海洛因生意慢慢延伸到昆明。终于有一天，她被逮捕，获判死刑，后改死缓。十六年后，玛芮提前释放。她回到家中，发现丈夫已与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当人世的一切财富与权势以及温柔关爱离她而去，玛芮选择了皈依基督。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她都会去教堂望弥撒。她说：“现在，我感到圣灵之光笼罩着我的心房。”

注释

❶V.S.奈保尔著、吴其尧译《魔种》（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扉页。

❷参考Charls M.Simpson著作《在绿色贝雷帽里面》（Inside the Green Belets，纽约Berkeley书局，1983年）。

❸.S.奈保尔著、吴其尧译《魔种》（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❹以上资料引自杨学政著作《原始宗教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5页。

❺参考埃德蒙•R.利奇著作《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