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的民主改革中，西藏对叛乱和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叛乱了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予以没收，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入占有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予以赎买后分配给农奴和奴隶，这是毛主席从西藏的特殊性出发而做出的英明决策。1959年5月，我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单独接见我，主要谈了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毛主席说，当时他认为缓改好，可是李井泉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要快改，他提出缓改，只有李维汉同志支持。听了毛主席这番话，我意识到是要我考虑西藏的民主改革如何进行。1959年10月，毛主席又接见班禅大师和我，主要谈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班禅大师认为放缓改革为好。毛主席问我的意见，我回答说到时候了。于是决定进行改革。这次我们回西藏时，汪锋同志和我们一起去西藏，任务是调查研究各种主要生产资料的折价问题，要据此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房屋都要折价赎买，牧区的牲畜实行二八分成。我向汪锋同志提出是否有此必要，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这件事使我和其他民族、宗教上层爱国人士受到深刻的教育。

1961年中央对西藏工作制定了稳定发展的方针，要求稳定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的个体经济，让他们休养生息，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个精神，毛主席亲自对我讲过。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北京对我说:“进行建社试点是错误的，我已告诉他们停止试点。西藏翻身农奴经过民主改革分得了土地，应该让他们充分享受耕种自己土地的快乐。在一段时期内不但不能建社，连建社试点也不能搞。”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重要决策完全符合西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完全符合翻身农牧民的要求。贯彻执行稳定发展方针以后，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农牧民的生活明显改善，西藏人民把这一时期叫做享受到了幸福生活的时期。

1964年，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经过民主改革，农奴翻了身，从农奴和奴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干部，成立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应该考虑正式成立自治区，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并说具体如何办，请周总理同你们商量。事后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会议，讨论有关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彭真、张经武、张国华等领导同志和我。这次会议后，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经过各方努力筹备，于1965年9月1日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毛主席对我个人也是十分关怀的。50年代，毛主席有一次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有12个孩子。毛主席听了后满面笑容幽默地说:“好啊！西藏人口太少了，你对西藏工作有贡献，对发展西藏人口也有贡献！”毛主席说:“要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是大有希望的。”还有一次，毛主席在和我们谈话时意味深长地说:“释迦牟尼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纪念他。希望你们为民族、为祖国做出贡献。”毛主席的这些话一直记在我的心上。

记者:文革开始后，毛主席和您接触多吗？

阿沛:见过很多次面，主席对我十分关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西藏主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红卫兵给我送大字报，要我做检查，受到一定的冲击。不久，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定，要我常住北京工作。这是保护我免受更大冲击和迫害的措施。这一年的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关切地问我的身体怎么样。只简单的一句话，使我感受到异乎寻常的亲切和温暖，也觉得意味深长。从那次以后，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时，我都被邀陪同，每次见面也多是问好。

1967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看到我，马上和我亲切握手，还问左右的人:“翻译呢？”当时，我在北京实际是靠边站，也没有翻译。主席见没有翻译，显出很遗憾的样子，再紧紧握了我的手，又往前走了。看来，主席对我有话要讲，但没有听到，是一件终身憾事。

1971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走过人群时，一看到我就马上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特意把我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说:“这是西藏的领导人，也是国家领导人。”

记者:您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是什么时候？

阿沛: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72年1月10日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当时毛主席已显得苍老，并且使我感到他内心很悲伤，也很疲倦。他拉着我的手问，身体好吗？要保重啊！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连忙回答:我很好，谢谢主席关怀，祝您健康长寿。

他说咱们彼此吧！

我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在西藏的正确方针政策又得到了恢复发展。1980年中央书记处成立以后，首先研究的是西藏的工作，还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形成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建设西藏的任务和方针。接着，胡耀邦、万里等同志到西藏考察，进一步确定在西藏采取特殊措施，实行放宽政策。三年来，西藏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党的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正在全面贯彻落实，西藏高原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人民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一年的12月，《中国西藏》杂志在中央统战部召开“毛泽东与西藏”学术讨论会。82岁高龄的阿沛·阿旺晋美亲临会议并讲了话。他说:“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l00周年，这是值得全国人民隆重纪念的。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将与日月同辉，与大地同在。

“毛泽东同志为西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西藏的工作事必躬亲，亲自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方针和政策。签订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西藏，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解决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及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民主改革，解放百万农奴，推翻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团结帮助爱国进步的西藏上层人士，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慎重地引导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在这些伟大革命实践中，无不凝聚着毛泽东同志的心血，无不闪耀着毛泽东同志民族思想的光辉。

几十年来，我有幸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曾多次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聆听他亲切的教诲，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犹如昨日，倍感亲切。

“在全国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努力把西藏建设成为文明、富裕的新西藏。这应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可以说，这一席话是阿沛·阿旺晋美对他和毛泽东交往的历史性总结。

阿沛·阿旺晋美1911年2月生于西藏拉萨的霍康世家，原名霍康·阿旺晋美，1933年与年方17岁的阿沛·才旦卓嘎相识，1935年藏历新年承袭阿沛封爵和名号，进入西藏地方政府工作，从此改名为阿沛·阿旺晋美。

1936年后，阿沛·阿旺晋美先后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嘎伦、昌都总管。1951年任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1952年后，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秘书长、副主任。1965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西藏自治区主席。

阿沛·阿旺晋美是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92年起任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据了解，阿沛老人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回忆录。我相信，在这部回忆录中，有关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将会有更详尽、更生动的记录。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