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取消行政级别不论资排辈

【教改纲要】

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

新京报:去年，深圳全球招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一职，最终你被聘为南科大的创校校长。南科大是否会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样本？

朱清时:我之所以来到南科大，支持我最根本的动力要把它打造成中国第一所“去行政化”高校。

新京报:“去行政化”方面，南科大有哪些打算呢？

朱清时:我设想的是，在这所学校内，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不会论资排辈，学术至上。每一名教师要对学生们绝对负责，保证学生们学习质量。

新京报:如今南科大筹备也已经近半年时间，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朱清时:这个新生事物在创校初期是有很多难题。

新京报:具体来说有哪些呢？

朱清时:比如，教师的思维方式问题。现在国内教师思维已经形成了一种等级的划分，行政本位的思维，我们很难找到纯粹的学术型教授。

还有，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也很有意思。南科大是一所去行政化的学校，它是没有级别的，所以深圳找我去开会的时候，主办方也不知道怎么给我排座位。第一次我的座位是在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旁边，后来觉得不妥，又把我的位子排到前面。

新京报:像这样的事情会经常碰到吗？

朱清时:比如说买汽车，深圳财政拿钱是根据什么样级别的学校买什么样的汽车数量，但是南科大没有级别，这也让他们很难办事，因为没有先例。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后来没办法，我找到深圳的市领导，最后市领导把所有的事情安排了下去，才解决这些问题。

新京报:看来去行政化的大学依然存在与行政级别有关的问题。

朱清时:对。这是目前的现实决定的。南科大虽然内部是去行政化的，但是在与外部对接的时候需要行政部门的支持。

南科大将自主命题招高二学生

【教改纲要】

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新京报:现在，一些高校的教授有不少人只把教学作为他们工作的一小部分，而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经营自己的公司。南科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朱清时:这个问题在南科大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教授、教师一定要有使命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

新京报:南科大在招聘教师时会考虑这些问题吗？

朱清时:我们在招聘教授的时候除了学术水平外，还更注重他们做人的品格，要求教师做人要特别诚信，教学投入，有激情，有献身精神。在收入水平上，我们也会给教师们高于现在其他高校的工资，让他们更好的教学。

新京报:教改纲要中提到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南科大有哪些设想呢？

朱清时:我们的教师管理分为三部分。因为目前我们需要与体制内的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所以学校人事、组织、财务等方面的负责人由上级部门来负责。在教学上，我们实施教授治校，比如学校的教务长、总务长、科研长都由教授们推选出来。

而对于学校内一般的行政人员主要是我们提名，然后得到上级批准。当然我们的行政人员没有任何级别。他们都是非常有高校经验的办事人员，负责学校的整体运转，虽然没有在教学岗位上，但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新京报:在学生招生考试方面，南科大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朱清时:我们主要招高二的学生。

新京报:为什么呢？

朱清时:因为一般高三主要是一些复习学习，实际上高中课程到高二已经做完了，高三的这种复习非常的应试，容易破坏学生的想象力。在考试上，我们会自己组织考试，自己出题，这些题目主要是一些开放性的题目，还有口试题，模仿牛津大学，考查考生们的推理和表达能力，让综合能力强、很有培养潜质的学生进入南科大。

年过六旬“吃螃蟹”不怕陷泥潭

【教改纲要】

倡导教育家办学，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造就一批教育家

新京报:你今年64岁了，离任中科大校长后，为什么没有选择功成身退，安度晚年，而是选择作为“吃螃蟹”者尝试新的改革？

朱清时:我一生想法都很超前。比如在各个高校扩招扩建风很强烈的时候，中科大没有占到这个队列中，我本人也招致很多非议。但后来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说实话，当南科大的创校校长，我的身体是不太允许的，现在晚上睡眠很不好，有时需要用药物帮助。每天因为很多事情要处理，我的精神也很焦虑。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作为中国教育人的一种使命。有朋友说我不去好好享受晚年，却要做一个“容易掉进泥潭的工作”，他们也很不理解。

新京报:那你怕不怕“掉进泥潭”？

朱清时:不怕。中国教育的前行需要有人去探路，去献身，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那我也是自愿受苦。教育是一份着眼于长远的事业，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当起领航者的角色，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才能发展得更迅速。

新京报:你希望南科大按照怎样的路径发展？

朱清时:南科大的成长需要慢一点，稳一点。我希望用5年的时间南科大能够初具规模，10年时间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力，20年能够完全站住脚，30年在世界上有一定知名度。

新京报:如果南科大成功了，你觉得，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朱清时:世界上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普遍规律，每一个国家的高校都是多元的。我把南科大比作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我和我的团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它耕耘好，等待收获。即使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最后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想，那么它的成长过程也会成为下一批教育改革者的经验。对于南科大的未来，我始终充满信心。

本版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 邢世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