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走进城镇工作，已成为我国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军。仅因他们户口不在城市，就不登记，是不合理的。这种数据也能不反映我国就业的实际状况。”王少阶说。

他建议，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仅要统计国有企、事业单位，也要统计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工的收入；城镇失业率应统计所有在城镇工作的人群，包括农民工。

“公众对于房价上涨1．5％反应强烈是有理由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张泓铭说。他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要用到统计部门的数据。就数据的准确性问题，他本人已经和统计部门提及过好多次。

“房价指数是个专业、复杂的经济数字，统计起来很困难，”张泓铭说。但“有关政府部门太自信了”，据研究房地产20多年的他了解，至今为止，从没有相关部门就如何科学抽样和专家、学者交换过意见。

他建议重新制定统计技术方案，并将方案向社会公布，在社会达成共识、取得公信力后才能实施。而且统计数据要准确、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引入第三方调查机构

“学校即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由利益参与者提供数据缺乏公信力，”全国政协委员、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对大学生“被就业”现象极为关注。

他认为，教育部门以就业率作为考核高校的关键指标，和学校的招生规模、办学评估、经费投入、领导班子考核专业设置等挂钩，使得高校存在虚报数据的“动机”。

他建议，除高等教育提供方和人力资源提供方的就业统计数据外，还应增加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民间专业机构等来调查统计就业状况，从而使所得数据具有公正性。“多渠道的调查数据可以互相印证，以防止单渠道可能带来的失误和角度性偏差。”

在毕业生跟踪调查中，毕业生不是考核对象，没有必要掩盖自己失业的情况。并且，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统计主要是高校委托咨询公司来评估他们毕业半年后、4年后和10年后的就业状态，以保证数据的公信力。

如同政府要求企业必须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提供财务审计报告一样，我国必须要有第三方绕开高校去调查其毕业生的就业率。教育部门、高校可以考虑委托专业机构不受干扰、独立、科学地调查和计算各大学的就业率。

王少阶也认为，要加大公众对统计工作的参与程度，要把调查的口径范围、指标解释、计算方法和样本选取及时告知公众。他建议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民意调查部门，并鼓励民间组织等第三方的非政府部门来做，以强化行政监督。要吸引学术机构、咨询企业等多方参与统计，培养有权威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形成分口径又各有侧重地统计研究与分析。

宋林飞委员对目前有关部门的解释不太满意，“听起来他们没有一点不是”，他认为这些数据“即使没有假，也是有问题的”，相关部门应该和代表、委员面对面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达到实际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