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高院副院长李汉宇■摄影/本报记者黄亮

李汉宇:行政问责程序应立法规范

一份《关于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和建议》提出行政问责中的四大问题———

2008年，从中央到地方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问责风暴——三鹿奶粉事件，“9·8”襄汾溃坝事故，“6·28”瓮安事件……若干高级官员引咎辞职或遭受免职问责，让社会见证了中央从严治官、为民负责的决心，“责任政府”、“问责制政府”不再是一纸空言。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民建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汉宇所提交的《关于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和建议》中的“开场白”，然后，这位言语直率、喜欢用打比方来解释抽象规章的法官用了一个转折词“但是”来表述提案的主要内容:如果行政问责随意化、简单化、扩大化，不区分具体情况、不分别原因地一味追究责任，则有可能挫伤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积极性，背离依法行政、依法问责既定方针。

什么是问责？

问责原意是查明原因

让人民知道事情真相

“现在大家都在谈问责，但‘问责’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关注的人不多。我们课题组专门查了一下，‘问责’这个词来自西方国家，在发生事故后，成立一个机构，类似于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查清楚原因，然后进行制度性的改进。”李汉宇说。

“在中文里，‘问’是追究，‘责’是责任，出了事情，把人免了不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问责’原意是查明原因，然后进行改进，以防止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李汉宇说，“比如矿难，如果是工人操作不当引起的造成的，‘问责’就是要怎么避免工人操作不当，而不是把省长免了就算了。这解决不了问题。”

李汉宇说，这个提案是民建中央社法委去年的研究课题，有一批来自高校、法院的学者参与，也曾到山西等地进行过调查。“调查后我们发现很多问责显得急躁，尤其是舆论关注度较高的，有时顾不上把事情搞清楚，就先把人免了。”

“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也要公布事件真相。咱们经常把人免了就完了，公布事件真相往往就是在内部公布，不一定向社会公开。”李汉宇说，这不是“问责”的原意，问责是为了改进工作，应该让人民知道问责事项的发生经过及处理经过，如果群众不知情，怎么监督和追究行政失职行为？

“比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如果问责仅仅是免了几名官员，把几个人判了刑，这没有意义。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是奶粉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的监管机构为什么不知道，检测机构为什么检测不出来，把原因查清楚，防止再发生，这才应该是‘问责’的原意。”李汉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