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敏

“五一”长假之存废再成热点。最近，北京、广东、江苏、重庆等地均有恢复“五一”长假的呼声。其中，广东启动国民旅游休闲计划，被坊间认为是曲线恢复长假；重庆则直接向国家旅游局提出恢复长假申请，批准与否，决定权不在重庆。

当前经济低迷，提出恢复“五一”长假，地方有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短期利益考量。短期利益不一定是错的，这是应该有的认识前提。关键是，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长远与救急，应当由利益主体自行决定。长假一事，利益主体首先是地方政府，所以他们相继发出了呼声，乃至“曲线救国”。再进一步，地方的民众也是利益主体，但目前多见地方首脑上下腾挪，少见地方民众的意见展示。

“五一”长假有利有弊，利弊之讨论已然充分，无须多谈。从世界历史看，假期从短到长、由少至多，有社会权利意识觉醒的因素，有自身经济定位因素——比如一个以旅游业为主的国家或城市，假期多且长的愿望就会强烈一些，也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因素。具体到“五一”长假之利弊，此地的利可能是彼地的弊，而此地的弊在彼地可能不成其为弊。

比如，北京、广东、江苏都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高，他们要求假期比全国平均水平多，并不一定会影响地方的经济竞争力。换个经济差、生产率低的地方，就未必。同理，重庆定位旅游，相比一个定位重工业的城市，长假旅游对地方之轻重缓急，一目了然。

国家规定“五一”放三天假，地方比这放得少，就涉嫌违法，若地方比国家规定的放得多，法无禁止即自由，有什么不可以呢？不管广东、重庆这些地方怎么安排，从目前看，他们比国家规定的三天假，只会多，不会少。

赞成与反对“五一”长假的，都是在全国一刀切的角度，要么一起恢复七天，要么一起执行三天，东部西部、发达落后，不应有异。我注意到，准备单干的城市也是这样的思维。比如重庆方面说，他们“申请试点恢复长假，目的是希望推动全国恢复”。此言差矣！重庆也许有申请策略上的考虑，但是即便不推动全国恢复，一些地方在不违反上位法规的前提下，根据自己地方的实际状况制定“因地制宜”的休假安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查阅了一些国外的资料:在德国，中央政府只规定一些统一的法定假日，其余节假日可由各州自行确定，德国南部诸州将不少宗教节日定为节假日，而北部一些地方就没有这些节假日。在美国，得到联邦政府认可的假期有10天，地方自行确定的假期往往比这要多一些。

以此看，我们的假期制度还是略显僵硬了些。有人说，这是由于我们长期的权力单一型国家的历史惯性。其实不尽然，钱穆先生注意到，在唐代，地方有时就根据自身实际，在赋税上与中央规定“讨价还价”，浮动空间不小。此外，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中央权力笼罩一切，还有防止地方独立的考虑。

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太大，发展极不平衡，政策施行的“团体操”几不可能，我们也认识到，僵硬的一刀切不合时宜，分权是趋势，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因子。因此，“五一”放假在法定三天的底线空间上，不妨由地方自行确定，广泛征询地方民意，然后地方人大批准。试想，若放假这样无涉根本之事，地方都绝无自由权，其他的分权之事恐怕近于空谈了。

(作者为长江商报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