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民主氛围越来越浓厚,代表委员们越来越敢说话,每天尖锐的发言都会引起舆论的热烈讨论,不过总体还是感觉政协委员比人大代表更敢言,更敢于指陈社会弊端和批评政府之失职。比如9日引起热议的几个话题都是政协委员“引爆”的。

政协委员邵鸿建议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大胆建议民主遴选大学校长;政协委员刘诗昆痛斥缺席委员“占着茅坑不拉屎”,针对刘翔称“是我就主动请辞”;政协委员陈兴生激动地质问“卫生部的领导是否真的了解农村基层”;政协委员马大龙质疑三鹿配方奶粉曾获国家科技大奖。

这些话题,堪称每一个都击中要害,每一个都无比尖锐,而且都尖锐得非常有水平。这些委员尖锐的质问和毫不留情的批评,引爆了公众对许多问题热烈、深入的讨论。相比之下人大代表们言论要谨慎和平和得多。

按理说,人大代表是应该比政协委员更敢言、更多批评的。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代表是人民授权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虽然我们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制,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层级的间接选举。这种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已经很大地模糊了代表与选民的委托责任关系,但这不影响人大代表是最正当、最权威的民意代表。他们承担着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法定职责,拥有比政协委员更多的质询权和审议权,应该更能理直气壮地监督和批评的。可现实却相反,委员在许多问题上要比代表更大胆,更有监督的勇气和冲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违反代议制常识的现象,与我们代表委员的产生和组成制度有关。

人大代表之所以在监督政府上不是太放得开,源于代表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官员,这种组成结构自然削弱了代议机关对政府的监督性。人大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工作,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监督政府将权力用于公益——可许多人身兼代表和官员的双重身份,既当球员又当裁判,混淆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如何会很好地行使代表的监督权呢?官员代表过多,这自然稀释了人大的批评性和削弱了人大的监督职能。相比之下,政协委员更多地来自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民营经济人士,顾虑较少没啥负担,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说什么,批评往往一针见血和切中时弊,似乎更接近监督的本义。

由于是选举,人大代表很大部分来自于基层——来自基层有很多好处,比如有充分的代表性,能把最基层的问题反映到高层来,代表底层的人民在人大会议上发出声音。但在我们的官本位的现实中,基层代表在代议殿堂上面对许多官员时会有一种顾虑和畏惧心理,传统的畏官、畏权心态和根深蒂固的下级心态,使他们不敢充分行使代表的监督之权。在小组讨论时总有一种向上级汇报、向领导学习的谦卑心态,动不动就说请领导指正,动不动就是请上级指示,很难树立“自己是一个人民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监督政府”的意识:自己今天不是部委和领导治下的平民,而是代表人民对部委权力实施监督的人大代表。仰视领导并战战兢兢地参政议政,自然就不敢直言批评。

而政协委员一般都是每个界别中的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体育精英、科技精英、学术精英,精英参政议政,这种相对强势的身份就给了他们参政议政相对强势的理解,意识到自己是被推选出来监督政府的,也就不会有下级心态,不会总是看领导脸色说话。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他们,有勇气为本群体利益代言;整体的高素质,也使他们有能力做出一些批评和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委员比代表更敢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两会现象,提醒我们人大监督制度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曹林） (来源：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