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年“两会”有所不同，因为没有人事问题，各地方大员们都颇为放松。各媒体上，省级高官的访谈也多了起来。有的省委书记拒绝采访时也很实在，会拍着我的肩膀说，自己已接受过某媒体采访，同样的话不能反复说，以免被人指摘，还请谅解。

一般来说，地方高官们接受采访主要是谈当地省情，而跟个人有关的问题则属敏感范围。不过也有一些开明的官员会打破这个固有印象。本报记者曾在电梯口拦住东北某省的省委书记。他一开始也推掉了采访，说谈发展还是去采访省长。而当本报记者说主要想聊聊你自己的经历时，这位省委书记转过头对秘书说，“这倒是可以谈谈”。

2008年，我约访当时刚复出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孟婉拒，后来我们写了一个纸条，其中提到了因为SARS而造成的对他的舆论恶感。不过孟并未恼怒，后来也接受了采访。今年，在山西省长任上再度请辞的孟，依然保留着人大代表的资格，并参加了开幕会议和当天下午的全团审议，不过半个多小时后即离去，未发一言。山西团的官员跟我提到孟时，言语之间，颇多惋惜。

诸如广东、上海这样的地方高官们，会更开放些。在3月6日的上海团小组审议中，上海市市长韩正当着记者的面，开玩笑说上海团某代表应该多接受采访，因为这位代表的小平头在电视上看起来会很好。

若从形象变化上，或许也能看出高官过去一年的心情。央行行长周小川头发已见花白，看起来是部级官员里变化最大的一个；而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比起当安徽省委书记时，白头发好像减少了，显得更年轻。

事实上，地方市县的代表和官员，更容易接受采访，因为他们往往还肩负着宣传推广本地的任务。热点地市，诸如东莞、温州、沈阳等自然不愁，而一些偏僻市县，不是关注焦点，所以跟随而来的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官员，就要主动想办法联系媒体。

除正常开会外，和部委或者银行等机构沟通，或许是这些地方高官的另一任务。3月6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审议，其后跟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关门商谈了一个半小时。重庆方面的官员说，国资委和重庆今年“将筹划更大的合作”。

诉求中央诉求媒体

地方官员代表要求财政部或者发改委应该支持当地某项目，而部委官员此时大多微笑不语。不过代表们总是能“巧妙”地将共性问题和本地区本行业的特殊要求结合起来。

3月2日，新疆代表团刚刚入住京西宾馆，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就来到代表房间看望代表，勉励代表要“多关心新疆经济发展”。

看到克州扶贫办副主任玛丽亚·马提时，王乐泉笑言，“你每次发言都能得到大收获，这次也要好好准备发言。”王乐泉所说的“大收获”发生在2007年3月8日。那天，中央高层官员参加新疆代表团的审议，玛丽亚·马提发言讲当地百姓的生活困难状况，引起重视，国家扶贫办决定由无锡市对口支援阿合奇县。

我在采访时曾多次听到有地方官员代表要求财政部或者发改委应该支持当地某项目，而部委官员此时大多微笑不语。不过代表们总是能“巧妙”地将共性问题和本地区本行业的特殊要求结合起来。

比如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就对到会旁听的财政部官员提到了几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要求:

第一是对中西部老师的补助不够，“我不光是为重庆提，也为整个中西部提。”黄说，“还希望财政部多理解，我相信教育部明白这个账，它可能是要不到钱。”

另外希望国家改革资源税，黄又说，“我们是站在西部的角度，西部地区的资源比较丰富，提高税率对西部有好处，对西部大开发有利。”黄说，如果财政部同意这个意见，“我们就报一个这样的议案，呼吁呼吁，财政部也好加快推进速度。”

第三个提议关于西部大开发。“我希望是不是可以把西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调低，这样全国各地的人才就有动力到西部发展。”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尹家绪的发言重点是汽车产业的政策问题，他指相关消费政策力度不够。“家宝总理到了重庆，谈到要鼓励农民购买，包括摩托车要下乡，但是现在商务部已经停止了摩托车的下乡的招标，这对重庆和摩托车业都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说。

地方诉求除了面对中央部委外，亦重视舆论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