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分组审议还是全团审议，代表们常为一个建议各抒己见。 周寅杰 现场图片

□晨报特派记者 吴 飞 张 源 申延宾（北京报道）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在京西宾馆接受新闻记者集体采访。刘云耕说，大会开幕以来，上海代表团的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认真履行代表法定职责，与各代表团的代表一起共商国家大计，共谋改革发展良策，共同为当前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进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献计出力。

时值北京阳光灿烂的春季，出租车司机们从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这些场所经过，也许并不了解里面正在发生什么，“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使命感”，可能只有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氛围，才能感受到这一场政治事件对于中国未来道路的一些切实改变。

晨报记者随上海代表团采访8天，记录上海团的一些细枝末节，作为2009年全国人代会的一些补充记录。

控烟议案找吸烟代表签字

小小的一场烟民与非烟民间的考量也是政治，虽无人喝彩，却颇费周折，如最终得以告成，没人会记得人代会上挨个儿房间敲门的王恩多，但几亿人会因此受益。

3月9日是代表提交议案截止的日期，本届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共收到代表提交的议案27件，其中有23件被列入了本次大会议案。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一份议案，需要30名以上代表签字附议方能提交，因为一旦提交，这些议案将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依据。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恩多，带着《关于制定〈吸烟控制法〉》的议案来到北京，她建议在所有公共场所禁烟，提高烟草税及销售价格，鼓励卫生部门提供戒烟帮助，彻底杜绝未成年人抽烟等内容。

这份议案虽无涉政经大事，动摇的却是中国数亿烟民的“权益”。王恩多告诉记者，在找各个代表签字的时候，她倒没有考虑过对方是否是烟民。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张兆安是个不折不扣的烟民，基本上一天要抽两包烟左右。3月4日，王恩多代表拿着自己的议案找到了张兆安，想让他签字。“她也知道我是个烟民，但议案内容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我仔细看过后，就签字同意了。”张兆安说，如果他站在烟民的角度考虑，真能出台一部《吸烟控制法》的话，的确会增加很多不便之处。“可从社会的角度考虑，控烟的确是很有必要的。”

后来王恩多意识到张兆安是烟民，于是她对张兆安能同意自己的议案很是高兴。“他一点都没犹豫就签字同意了，除了找他签字，后来我又去劝他尽量少抽点烟。”王恩多说，最后她终于获得了30名代表的附议，签字同意的代表中有好几个都是烟民，包括像张兆安这样烟瘾较大的。“我这个议案也不是不让他们吸烟，只是要求尽量控制，更何况吸烟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

食堂一落座，反对意见来了

在全国两会前，上海人大机关在刘云耕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名为“论惯例”的演讲比赛。对于人大的许多工作，刘云耕鼓励大家打破惯例，求真务实。 “台上作报告，台下举举手”就属于已经被打破的惯例之列。鼓励争论，鼓励“不同而和”，人代会的议政能力正在拾级而上。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端着餐盘，在京西宾馆底楼的食堂里甫一落座，同桌的两名代表又就刚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同严诚忠展开了争论。

在刚刚结束的全团审议上，严诚忠针对目前就业难的问题建议，将一部分志愿者职业化，这样既可以分流部分就业人群，又可以为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但这个建议当场就受到了其他代表的质疑，很多代表补充发言中提出，如果将部分志愿者转为职业志愿者，这将模糊志愿者的概念，因为志愿者本来是没有报酬的。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作为争论的旁观者，在回忆严诚忠和别人的争论时说，不光是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在上海座谈的时候，严诚忠已经和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代表就是否应该全力支持大学生就业讨论过一场，“当时你来我往，言辞不可谓不激烈。”“这种质疑并不是相互指责，不是批评，更多的是另一个角度的建议，是一种补充建议。他称，代表都来自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行业，对一个问题的调研也不尽相同，提出不同的观点是十分正常的。”沈志刚说:“即使政府了采纳了其中一个代表的建议，由于补充建议的存在，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会更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相比去年代表们高屋建瓴而相对务虚的建议，今年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更加务实，会风也更加生动，往往一个建议出来，立即引来其他很多代表的参与讨论。”沈志刚说，“去年十一届人大代表刚刚选出，三分之二是新代表，履职的准备时间不长，更没有履职经验。而今年这些人大代表都有了去年经验，又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调研工作，对当前的形势把握更加务实，掌握的情况也更为全面，所以大家都‘有备而来’，自然能形成观点的碰撞，以至于还能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