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杀”中国

世界在向中国献媚？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沈培 | 北京报道

刚刚过去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世界大事是什么？不少人会选择“9.11”事件，因为“9.11”之后，每个人都感觉世界进入了恐怖时代。不过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著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却在一篇文章中说“恐怖时代已经过去”。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11月，“这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在我看来，影响这个十年的实际上是相当不同的事件，一个不那么危险、不那么耸人听闻，却在长远看来重要得多的事件---中国的崛起。”扎卡里亚写道。

扎卡里亚的判断在一个月后得到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的数据支持。这家机构的结论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世界上到处都在说着“中国故事”。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的一篇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他说:“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我们需要高质量。”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但谁也没有反弹。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作类似于救星的人物……

诸如此类的种种故事组合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中国风”，与此同时，一个概念在这个十年中大为流行——“中国模式”。这个起自海外的概念，一经提出就“激起千层浪”，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这个概念炙手可热。

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国外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描述，但它又不仅仅是描述，而是包含着世界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当这个携带着复杂能量的概念“撞”上中国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波澜就更加丰富难言。

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6年前，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声名鹊起。这可不是因为他参加了什么选秀，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主修经济学，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经济。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周刊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美国两项飞行速度纪录的保持者。如今，雷默则是美国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

2004年5月，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雷默总结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

专业水准的追求加上记者式活泼的笔触，使此文流传甚广。在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篇论文被看成是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们的“必读物”。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关注和讨论。2005年8月，在天津专门召开过一次“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百余名政治学者与会。这次会议，雷默及其“北京共识”成为绝对主角。

雷默坦承，“《北京共识》发表后所受到的接纳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此文成为近年来讨论“中国模式”的一个新起点。“此前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是比较弱的。雷默的文章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前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盛赞“中国模式”的大合唱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有一个概念转换。而雷默却并不喜欢将二者画等号。

2005年4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雷默表示，“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北京共识”的范围更广，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经济的思想。

但一些中国学者仍然更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就表示，他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 “‘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

抛开概念之争，继雷默此文之后，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赞誉之词渐呈井喷之势。同在2004年5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还是在这个月，墨西哥《每日报》一篇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和媒体相继加入这场“大合唱”。2004年7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还清晰地记得斯蒂格利茨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

2005年，中国热持续升温。美国三大报刊罕见地集体推出重磅报道。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多角度解读中国；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中国的挑战: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为封面文章，认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缺乏生机的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而一切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中；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总题刊载了超过20个版面的文章，全面解读中国的崛起。在此组报道中，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教授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

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张五常积数十年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自己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1989年，当苏联体制濒临崩溃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击败了对手。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

中国的异军突起冲击了这种“终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