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钉子户”们找不到开发商谈判，因为负责征收的是“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工作指挥部”；这一次，他们也无法找到地方政府来居中协调，因为“要拆你房子的就是政府”。

长沙市芙蓉区主导了一场领先全国的实践:在城市国有土地上征收房屋。一份于2009年7月实施的《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规定》指导了这场实践。

政府征收:长沙东牌楼的哀与痛

□本报记者 刘 长

发自湖南长沙

白炽灯下，杨卫辉神情焦虑，眼眶中布满血丝。近1个月时间里，她已无暇顾及任何其他事务——她的当务之急是，用智慧去拖延时间、用顽强意志去保卫自己那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

家中储藏汽油的消息走漏后，长沙市芙蓉区东牌楼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征收指挥部)的人找她去谈话。

“他们的人问我，你年纪轻轻、长得这么好，干吗要做死的打算呢？”杨卫辉讲起当天的经历。有人接过话头:“你该这么回答——我不漂亮，唐福珍长得可比我漂亮多了，不一样死了？”满屋的居民们顿时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屋里又是一阵沉默。

半年来，面对长沙市别具一格的“征收”实践，东牌楼的居民们目睹了一幕幕荒诞剧的上演。

征收，为了公共利益

“国家的重点工程、国防建设等需要才有征收，这里何来征收？”

2010年1月的东牌楼社区，犹如一个遍体鳞伤的老者。

白天，斗大的血红色“征”字无处不在，目力所及是满地的建筑废墟、生活垃圾和门窗尽毁的房屋；夜晚，这里少有人踪，偌大的筒子楼里一片漆黑……这个有着1005户居民的长沙市芙蓉区东牌楼社区的东半部分，如今已被蓝色的建筑围栏包裹，置身其间，犹如深陷兵荒马乱的年代。

无法想象，这里往南数百米，即是灯火辉煌的解放西路——曾创下洋酒芝华士单日销量世界纪录的酒吧一条街。而稍远些的南门口，民国时代便是老长沙的繁华所在。青年毛泽东为求闹中取静磨炼意志，就曾携书于此，用心研读。

居民袁冬梅的房子建于1947年，位于东牌楼社区中间偏北。安静的小院、宽敞的中庭、镂空雕花的窗户和麻石刻的门框，让“摄影的、文物保护的人，不知来了多少次”。

无论是患糖尿病的老伴和残障的儿子去附近湖南省人民医院就医，抑或女儿去附近的王府井商城上班，步行均在10分钟以内。能在闹市中享有这片宁静，袁家人均十分庆幸。

2009年8月5日早晨，袁冬梅发现，一夜之间，巨大的政府公告已贴遍了社区的各个角落。这个盖有“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大印的房屋征收决定，宣布了此次政府征收的三大目的:棚户区改造、环境整治、主次干道的道路给排水等工程的建设。

袁冬梅的邻居、每日早出晚归的工薪一族陈建农，在当晚8点回家后，才看到巷口的征收公告。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有问题！对城市里私人房产的征收，应该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国防建设等的需要，才有征收，这里何来征收？”

几天之后，年过7旬的袁冬梅目睹了一幕前所未见的场景:几名工人不由分说，在小院粉白的墙壁上，用红漆喷上了4个直径超过80厘米的“征”字。

袁冬梅百思不得其解:“征收和拆迁，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对方没好气地回答，“拆迁，有补偿；征收，那是你为公共利益牺牲。”“现在征收你的房子还给你补偿，那是政府照顾你们。”

“解放”棚户区居民

“东牌楼改造项目，是长沙市第一个实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新政策的棚户区。”

种种迹象表明，就在居民袁冬梅家雕花的黑色院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开之时，她所居住的城市正走入大规模改造的前夜。

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根据长沙市的统计，这座中部省会城市的二环线以内，还有着像东牌楼这样成片的730万平方米的旧城区，居住着18万居民。2008年底，在接受央视经济频道《献计中国增长》栏目访谈时，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如此表示:“如果能够把这18万居民从棚户区‘解放’出来，还可以产生很大一部分商品房需求。”

按照他的推算，1平方米棚户区拆迁可以产生1.5平方米需求，730万平方米棚户区拆迁，就可以带动千余万平方米的购买需求。2009年3月30日，长沙宣布，要在2009年开始的3年之内完成城区所有棚户区的改造。

巧合的是，3个月后，长沙市领先全国发布了一份名为《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规定》的文件。文件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从2009年7月1日开始，该市城区内“国有土地上符合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若“需要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将一律实行该规定。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该规定并未界定何为“公共利益”。2009年8月5日，谜底部分被揭晓——东牌楼社区的“棚户区”，成为首例新政策颁布后“公共利益”所需的征收对象。

一切真实地降临了，迈入9月份，东牌楼居民们开始闻到一股浓厚的“征收气息”:蓝色的围栏已将社区三面合围，写满宣传“棚改”、“征收”的大字横幅环绕四周，大字号的政府公告和红色的“征”字占领了社区的每一个显眼的角落，不断更新的、以编号形式印发的公开信，被不定期散发到各家各户。

被征收区域正中心位置，原来是长沙市司法局办公大楼，现在已变为征收指挥部的所在地。3个硕大的喇叭装上了大楼楼顶，分别面向西、南、北三个方向。每天早晨8点整，广播准时响起，一个雄浑的男中音以坚定的口吻，宣读着区政府的各类公告。

与之相配套的是竟日在社区内穿梭往返的、带有车载音响设备的“征收政策”宣传车，“棚户区改造，符合公共利益需求”的声音，回荡在社区上空。

事实上，广播和公开信中提及的分段奖励的刺激措施，在此前国内拆迁中早已司空见惯，却依然在东牌楼取得了奇效:仅开始签协议的头三天，9月4日到9月6日，就有102户居民在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表示同意——征收推进“前所未有的顺利”。

“先征收，再对外公开拍挂”

征收指挥部讲述了不能就地安置的理由:其一，“该地规划为商业用地，不宜大规模建设安置楼房”。

面对已弥散多年的集体主义氛围又一次重临社区，被征收一方的居民们显得茫然无措。除了部分居民们联合起来，向征收指挥部提交了一份请求“就地安置”的申诉书外，他们几乎想不出别的应对办法。

有人从长沙市发改委的网站上发现了一条泄露天机的信息。一份名为《长沙招商项目目录(2009)》的文件对东牌楼项目有如下描述:处于中央商务区商业圈，拟建大型购物商场、高档酒店、服务式公寓等——并无“安置住宅”的字眼，也与此前被广为告知的“为了公共利益，依法进行征收”形成鲜明对比。

一份比征收令更为详细的“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摆在了东牌楼居民面前——宣传已久的“棚户区改造”，突然变得面目狰狞起来:原以为浑然天成的就地安置，现在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将极有可能只得到少量的货币补偿，然后搬离这里。冲突，蓄势待发。

2009年11月9日，下午3点多，居民穆明德的丈夫正在家中狭小的店面里照料生意，七八个身份不明的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地将人拖出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