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种树、种水果。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全村仅此一台。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很方便。副业的成功，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

在赖昌图的回忆里，父亲是个“没脾气的人”，从来没发过火。因此，他经常充当着“摆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样“摆平”？“两个人吵架，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据赖昌翁回忆，早在“文革”期间，烧厝就有了算盘厂、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早在读小学时，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包子、冰棒，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从小就想赚钱”。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

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忆说，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赖昌星推独轮车，400公斤的土筐，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晚上回来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这么累，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原因很简单，“在生产队，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在这边给包工头干，一天挣三四块。”那时候的赖昌星，身体素质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说会道，与周围人关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赖昌星回到了烧厝。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运动”，厂子停产了。那是在1976年，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是谓著名的“八大王”。该年，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在全国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每个人出几百块，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厂里一共4个炉，每个炉灶4个人，一个拉风箱的、两个抡大锤的，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

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10来斤的大锤，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虽然也很累，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钱却收不回来，让他们很是郁闷。这样光拿工资，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

这段时间里，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来我家”，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水仙”烟瞎聊。“他抡大锤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两人用大锤打钻头，看谁更准，最后我都没他准。”

致富的梦想

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他“万能的头脑”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单起炉灶，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地方，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厂房，还请了个师傅帮忙。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钢材等原料时，有时不够钱，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过一两天就过来还。

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这期间，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间细节，曾传章并不愿回忆，只是粗略地概括为:“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来介绍。”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对于赖昌星而言，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让他找到了日后“事业”上最亲密的搭档。

事实证明，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除了做纺织配件，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需要装车时，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他挤火车、睡地下室，全国各地跑销售，努力用自己的执著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最开始跑业务时，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来干练而诚恳。很快，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

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称，这个时候“钱很多，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他到石狮去了。

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狮去了。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蝶燕服装厂”。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石狮市志》这样描述这个过程: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

据知情人的描述，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