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云南官员伍皓:不是云南怪事多 而是我们更敢于公开

“网民调查团完美体现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主持人:回顾这一年您的工作，从最初的“躲猫猫”到“小学生卖淫案”，前者已经有了结果，后者也已经在审理中。对于这两件事情的处理，现在有何感受？

伍皓: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还是我刚才说的，从宣传部门的角度，我们认为我们是尽到了责任，而且应该说很多的宣传系统，包括一些媒体，也是把我们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作为信息公开的一个案例。

主持人:标志性的？

伍皓:标志性的一个案例，所以很多公众会产生一个疑问，说怎么怪事总是出在云南？实际上不是说云南这个地方就是出怪事，到处都在出，全国各地都有。只不过我们舆论监督的环境更好，我们更敢于公开，更敢于把这些事件让它暴露在阳光之下，仅此而已。

比如说在“躲猫猫”事件中，我们组织网民调查团，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十七大”提出来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为什么说是比较完美地体现这四个权利？

组织网民调查，首先满足的是大家的知情权，通过他们去调查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体现了知情权。

他们亲自参与到这个案件，到看守所去了解，体现的是一种公民的参与权，他直接参与到这种热点敏感事件中来。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你作为一个普通公众，你能够走进这种突发事件的现场吗？远远的一个警戒线就把你隔离开了，但是现在参与进来了，你能够参与到对这整个突发事件、热点敏感事件中参与进来，充分的体现了公民的参与权。这种参与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以前公众是没有任何机会或者条件能够参与进来的。

在参与之后，这些网民回来以后，可以通过他的调查报告，通过他在网上的发言，实现的是公民的表达权；

他有了自己的表达，通过他们的参与、表达，最终实现的是一种监督，对案件侦破本身，它体现了一种监督，通过监督，又体现了对公众的知情权，应该说这种形式可以是非常完美的一种体现。

但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我们宣传部门只能是做到我们宣传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你不能要求我们宣传部门要去把这整个案件解决了，去代替司法部门去侦破，去宣判。比如你刚才说“小学生卖淫案”，不能是由我宣传部门去判决，到底是不是有卖淫的行为存在。我宣传部门只能做我宣传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我不能去代替司法部门去宣判，但是很多读者，可能连有些公众，对这个基本的概念没有搞清，所以说一直到现在，包括每次媒体也好，见到我都要追问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确实不是宣传部门能够回答的事情，法律有自己严格的程序，现在已经开庭审理，我们也相信很快应该会有审判的结果出来。

伍皓:幼女卖淫案中并未因纪委问责处理一个记者、编辑

主持人:这一年您一直在尝试信息公开，但是在于其他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阻力？有媒体报道，“小学生卖淫案”后，云南司法机关对媒体和宣传部门进行了问责，这件事情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伍皓:实际上也不是叫一种阻力，任何一种新的观念，可能在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些碰撞。比如说在这些案件中，一开始大家的认识不一致，观念不一致，有些一开始不太容易接受跟原来传统完全不一样的做法，这种情况存在，我觉得的是有情可原的，这种存在也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至于有的部门和一些人因为观念上不一样，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我都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有一些也能够帮助我们校正，我想我们任何一个新的做法，或者一种新的理念，正因为它新，没有经受过时间的检验和考验，那么它存在一种缺陷、不完美，应该说都是在前进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所以有外部的监督力量进来，也不是坏事。

你比如说纪检监察，纪委监察，他们提出我们在“小学生女生卖淫案”中，媒体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对的，我认为也是对的。当然总体还是肯定我们舆论监督确实取得了好的效果，如果没有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导，这件事情可能就永远会被埋没，这一家人的遭遇永远不可能为人所知。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也暴露出了我们警方司法部门在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媒体舆论监督起到的很好的作用。

比如说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媒体按理说应该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这种社会责任，但是我们有些媒体就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比如说把两个小女孩的照片给登出来了，把她的个人信息，在哪儿上学，是在哪个学校哪个班，那些都报导出来。我们这两个小女孩到现在不愿意上学，我们的媒体难道不应该负一点责任吗？我们的媒体一方面推动了舆论监督，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的报导，应该怎么更加承担好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省纪委的那个报告，外界有时候可能也是过度的解读。

当然了我也敢说，因为我们对媒体还是非常善待、非常宽容，尽管省纪委监察厅有这么一个处理的建议，但是我们宣传部门从善待媒体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只是通过我们“负责任媒体”的一系列行动，让媒体做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反省。事实上，我们宣传部门到现在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开除过任何一个记者，或者严肃处理过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编辑。更多的是让他们通过这个事情，比如我们进行大讨论“九个要什么”，如何来更好的吸取教训，如何来更好的把舆论监督搞得更好。

伍皓:信息公开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潮流

主持人:据了解，您本人也被叫去谈话，说您的工作观念过于超前，有没有这回事？这会不会对您今后在推动信息公开、透明上产生什么影响？

伍皓:我刚才说了可能就是观念上他们接受不了，一开始接受不了我们这种方法，所以说要给我们提醒一下。谈话提醒，谈话的过程也是一个观念碰撞的过程，领导提醒我，我也可以把我的一些新的观点和理念，趁机也可以跟领导做一些交换和沟通。

主持人:那有没有改变领导呢？

伍皓:应该说现在不断地得到一些认可，公众现在也比较认可，我想领导也还是在逐渐认可，也是认同这些好的做法。

主持人:所以您这个信息公开工作是不会停下来的？

伍皓:不会停，这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方向，整个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潮流。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提出，我们要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也要在原来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外，我们也要建设我们的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所以说符合我们整个社会趋势和趋向的大潮流，不会因为碰到一些挫折、困难就停滞不前。我想这个潮流也是无法阻挡的，也是无法停滞的。

四、云南官员伍皓:网络监督能有效促进官员自律

主持人:您本人对网络很关注，您怎么看待网络的监督作用？怎样看待网络民意？

伍皓:我认为网络监督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监督形式，但是跟其他所有的监督形式一样，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研判机制，其他任何一个监督也都一样。比如说传统的举报，不是谁被举报了，“贪官”两个字就写在了他身上，都要调查核实。

实际上网络监督也是一样，但是网络监督是拓宽了监督的范围，便捷了监督的效率，拓宽了整个监督的渠道，也使更多的人、更多的公众能够参与到监督中来。所以我觉得这种监督对我们随时约束自己，进行自律，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

官员被关注不是说来追捧我的，每一个都是盯着我的。你的一举一动都置于这些人的监督之下。所以对于官员来说，他是随时盯着你，都是雪亮的眼睛。但是真正地想做一个为群众做事的好的领导干部的话，我认为这种监督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