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众多记者前来采访。本报记者 赵青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今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分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50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60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分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19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撼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19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