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联合国定义的标准，中国在本世纪之初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伴随着人口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中国人口增速将逐步放缓，最终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在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应的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

未来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1950～2050:百年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走势

在人口学上，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之比，就业比是指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利用上述两个指标，图1勾勒了1950年～2050年百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段性转折变化。(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2005～2050年数据由中国社科院王广州研究员提供)

从图1可见，人口抚养比从1950年到1964年保持持续上升趋势，由61.0%上升到79.4%。1964年是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越过该点后，中国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来自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2013年左右。2013年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

与此对应，就业比呈现反向变化趋势，在1964年到2013年期间持续上升，之后则逐步下降。中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通过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和生产性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蓄率，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源泉之一，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按理，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进入可以收获人口红利阶段。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遭受十年“文革”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中国未能抓住人口转变的有利时机，将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引下，中国充分发挥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测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1/4强。如果把未来剩余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约为1/3。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老龄化社会加速形成

中国人口转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出生率保持在30‰以上。加之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得各种急性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人口增长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峰。

1958～1961年是中国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由于方针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害，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演变过程被中断，死亡率异常上升，1960年达到25.43‰，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推开，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图2)。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口基本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数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

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加剧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在人口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从而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对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银发浪潮来袭:继续“竞次”还是走向“竞优”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6年，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占乡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从16.0%上升到27.5%。2005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约为4357万人，剩余规模和比例远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同时，4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占1/3以上，再加上女性劳动力的比例高，迁移的概率相对较低，农业中可供转移的人口数量就更少了。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了转折时期，劳动力不会像过去那样无限供给，企业扩展招聘新的劳动力，就需要通过改善劳动保护和相应的工资调整，才能解决其用工需要。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的调整和升级，意味着需要更加关注劳动者素质、创新与科技进步等因素，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讲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过去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血拼“竞次”(race to the bottom)阶段转向“竞优”(race to the top)阶段。

从中国经济发展受到的制约因素来看，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能源、矿产等供给对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撑能力不断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增长本身就会诱发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换句话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从依靠投入扩展转向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

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假使在相应技术可获得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就无法完成。在工资高速增长带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而新的人力资本优势又没有形成，这样就会陷入“未富先老”的窘境。

生育之辩:船大惯性大，掉头要趁早

除了通过教育和培训大力提升劳动者素质，还需要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以保持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稳定。但是，关于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学术界争论很大。反对调整的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人口基数很大，老少边穷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还很高，政策一调地动山摇。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到底要不要调？从国际经验来看，从经济起飞到走向成熟、再到后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是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结构越来越单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中国的情况也大抵类似。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家庭人口规模逐渐缩小。城市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养育成本的提高，动摇了很多人的生育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年龄普遍比上一代推迟，生育率今后也不会很高。

从人口转变的角度看，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由过去的金字塔形变成目前的橄榄形，人口老龄化加速后，还将变成倒金字塔形，可生育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缩小。从人口学角度讲，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反映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数量)要维持在2.1左右，才能保持人口的动态平衡。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但后来就不断下降。依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目前约为1.2。考虑到婚育年龄推迟等人口结构性因素及漏报等问题，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照此下去，人口数量负增长局面会加快到来。

值得警惕的是，生育规律的作用和低生育率的惯性非常大，而生育政策的调整，往往又要经历一代人或几代人才有可能见效果。船大惯性大，掉头要趁早。有着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更需要尊重人口发展规律，审视现行生育政策。如果我们现在就着手，还可以未雨绸缪，把生育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否则一旦错过机会，以后即使想调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科学发展观呼唤科学人口观

早在1957年，著名学者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时，对中国人口问题明确提出三条根本解决途径: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非常难能可贵，他启发更多人深入思考一个当时有着6亿人口的大国到底存在怎样的人口问题。只可惜，在此后的反右倾、大跃进、“文革”中，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再受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得以拨乱反正。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后几十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

近几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深入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吻合的面向未来的科学人口观已经迫在眉睫。因为，在老龄化社会加快到来的今天，综合考量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质量等因素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远比单纯考虑人口数量来得重要；综合考量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的相互作用，远比单纯就人口谈人口来得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揽子科学的人口政策。

当前，我国人口转变正处于收获人口红利后期阶段，大约会持续10年左右。在这个阶段，我国劳动力绝对数量会持续上升，此后则会逐渐下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最大限度创造就业机会，实现最大化就业，收获尚存的人口红利。但是，在现行生育政策框架下，随着“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的全面形成，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

为此，在人口转变进入负债阶段之前，应该尽快确立起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科学人口观，通过适度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优化人口结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变劳动力数量劣势为劳动力质量优势；通过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