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国栋

高端访谈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用在蒋正华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蒋正华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人口学家，但他的研究领域绝不仅仅局限于人口学。在系统工程、自动化控制、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蒋正华都颇有建树。

成为国家部委领导、民主党派领导人乃至国家领导人后，蒋正华始终保持着学者本色。1991年，蒋正华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在国家计生委分管规划统计、人口情报研究，并负责国内外学术界沟通。由于他对国际人口理论研究的卓越贡献，1993年，蒋正华当选为国际人口学会理事会成员，除了梁启超曾作为发起人之一成为国际人口学会第一届理事之外，他是中国第一位被选入这个国际人口学学术机构的学者。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蒋正华还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的制订，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信息产业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本报记者 朱国栋

7月初的一天，在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在香港国泰安金融学院与浙江省金融办和浙大数学系联合举办的“2009中国数量金融与金融创新国际研讨会”上，蒋正华接受了《上海证券报》的专访，畅谈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印发展道路等许多热点问题。

从自动化专家到人口学家

蒋正华生于1937年10月，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侵华日军的铁蹄已踏进了他风景秀丽的家乡——浙江富阳。当时，蒋正华一家老小正在躲避战火的逃难途中。

蒋正华就是在这样的战乱时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954年，不到17岁的蒋正华高考取得了优异成绩，分数超出了清华等重点院校的录取分数线。然而，最先录取的重点院校名单中没有他，第二批录取名单中仍不见他的名字。后来他才知道，他的档案不知何故弄丢了，几经周折，蒋正华被上海交大录取，之后，他随校迁往西安，成为西安交大第一批学生。

1958年，蒋正华因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直接参与了西安交大自动控制、系统工程研究等新专业的创建。还参与了美国响尾蛇导弹的仿制工作、原子能反应堆自动控制教学研究及炼油、化工、电子器械、彩色显像管生产等一系列自动化控制项目。1978年起，他开始从事系统工程研究，并逐渐接触社会经济人口等领域的系统定量分析。

改革开放初， 蒋正华先后参与制订深圳、河南、广东、陕西和云南等省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区域规划。在这期间，蒋正华敏锐地发现，人口问题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用系统工程领域的知识和研究工具来研究人口问题，从此，蒋正华和人口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年已43岁的蒋正华受国家派遣，到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荣获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金质奖章，成为该院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

回国后，蒋正华先后出版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型》、《人口分析与规划》、《计划生育管理项目》、《区域发展规划与决策》等在人口学界颇有影响的专著。正因为学术成就硕果累累，1984年，蒋正华破格从讲师直接评为教授，第二年成了博士生导师。

1987年，蒋正华与著名科学家宋健、于景元教授一起完成了“人口系统工程与定量分析”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他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重大课题“2000年的中国”的基础研究，该课题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他独立完成“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研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成果填补了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自此，蒋正华正式奠定了作为人口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身份。

1991年，在学术界有所成就的蒋正华被任命为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国家计生委期间，蒋正华把系统工程、自动控制理论和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应用于计划生育工作中。从1992年起蒋正华主持计划生育系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其内容包括办公自动化系统、育龄妇女服务系统、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计算机仿真系统等等，从而使国家计生委成为当时各部委中较早开始电子政务工作的部门之一。由于他对国际人口理论研究的卓越贡献， 1993年蒋正华当选为国际人口学会理事会成员，除了梁启超作为发起人之一成为国际人口学会第一届理事之外，他是我国第一位被选入这个国际人口学学术机构的学者。

“人口红利”一说没有根据

最近几年里，由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有一些学者和社会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将在5－10年后即将过去，中国应增加人口出生来减缓老龄社会到来，增加劳动力供给。对于这种说法，蒋正华坚决反对：“我从来不赞成‘人口红利’一说，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蒋正华表示，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口比较多，劳动力便宜，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5－10年后，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中国经济因此会失去劳动力方面的竞争力。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肤浅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是因为人口多，劳动力便宜，经济就自动发展起来了。也没有看到过哪个国家，因为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经济崩溃了。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是找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案例的。”

“从理论角度，所谓‘人口红利’一说也站不住脚。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最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资源应出口，最缺乏的生产资源应该进口。最典型案例是，历史上英法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中，英国出口的是工业品，从法国进口农产品；法国出口的是农产品，从英国进口工业品。但里昂惕夫研究了美国的外贸结构后发现，资本实力最雄厚的美国，出口的反而是劳动密集型商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悖论，其实是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别国高4倍左右，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别国相比也是有竞争力的。”蒋正华表示，正因为如此，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

“以中国经济发展史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不是劳动力便宜所产生的红利。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劳动力一直很便宜，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实现经济起飞？我们前几年的FDI（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是世界上最高的，外资之所以青睐中国，他首先看中的是政治和社会稳定，战乱不断的国家外资是不会去投资的；二是中国政策稳定，如果一个国家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今天制订了，明天就改变了，这样的国家国际资本也不会看好。这两条之外，外资还看中中国的产业基础、庞大的市场、某些资源比较丰富等，劳动力便宜是排在很后面的因素，肯定不是决定性因素。”蒋正华强调，纯粹靠廉价劳动力来赚钱、没有其他竞争优势的企业，多数是技术落后、效益一般的，很难在产业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哪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如此，“人口红利”说本末倒置，既没有认识中国发展的优势，也模糊了人口工作的目标。

正因为从理论上否定“人口红利”一说，蒋正华因此表示，那些所谓的2015年或2020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就消失了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接下去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劳动力资源角度来看，我们更多的要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不是劳动力数量增加，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都要求我们提高劳动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