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1日电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要朝语翻译张庭延，日前做客凤凰卫视《中国记忆》节目，回忆了金日成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那些故事。

该期节目文字内容如下。

陈晓楠:金日成，这是一个中国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这位朝鲜的国家元首，他一生来过中国多少次，恐怕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不过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到访中国次数最多的外国国家元首。

20世纪70年代，张庭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要朝语翻译，他见证了中朝两国频繁的高层互动，今天张庭延先生，就将会为我们讲述，金日成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那些故事。

张庭延:金日成一生来过中国多少次啊，连朝鲜人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总结，我跟你说了没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总结，大概四十几次。因为战争期间来往没有档案可查，中方没有档案，朝方好像档案也不全，因为他很快来了，很快就回去了。那么有的交谈的，也是很简短的，有的没有记录，金日成到底来过中国多少次，大体是四十一、二次。

解说:提起朝鲜往事，张庭延回忆起当年他初次跨出国门，前往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的情形。那是1963年10月，张庭延被派往平壤，担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的朝语翻译，并且兼任对外礼宾工作。

张庭延:前一天的下午从北京坐上火车，第二天的下午到平壤，二十四个小时，坐的是国际列车。加在北京到丹东的这个列车的后边，挂两节，一节软卧，一节硬卧。

解说:20世纪60年代，从北京开往平壤的火车名为国际列车，实际只有两节车厢，这趟国际列车是专为中国与朝鲜的往来，而开通的。

张庭延:到时候过江的时候就这两节了，其他的就不过了，其他的到丹东为止，就是北京到丹东。那么这两节车厢到那就拉过去，拉过去加到朝鲜新义州到平壤的，国内列车的后面，这两节车厢拉到了平壤，就这样。但是这两节车厢叫国际列车，我们坐这个走。

解说:在张庭延的记忆中，他奔赴朝鲜的时候，中朝关系正处于热潮期，1963年夏，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访问中国。同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朝鲜进行回访，这是两国间最高层级的访问。

张庭延:自己本人第一次出国，到使馆去工作，那很兴奋，看到的平壤，那也觉得，因为那是战后，已经朝鲜战争结束了将近十年，平壤是一个新的面貌，确实是一个新的面貌。火车站也很大，城市建设得也很好，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面貌。

解说:在朝鲜战争中，平壤曾经被夷为平地，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展现在张庭延面前的平壤，街道宽阔，建筑宏伟，给张庭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位于平壤市北部牡丹峰区抗美洞，地理位置优越，仅次于苏联大使馆。

张庭延:接近市中心，接近市中心，更市中心的是苏联使馆，更市中心，更接近金日成当年做首相嘛，首相府，就是金日成居住的地方，那是苏联使馆。我们离那还有一段距离，那是苏联当年挑的最好的使馆。

解说:到朝鲜工作之后不久，张庭延就第一次见到了金日成。1963年11月，金日成会见驻朝鲜外交使团，通报朝鲜国内形势，张庭延作为翻译，陪同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前去参加会见。

张庭延:那么我们参加会见，那我第一次见到金日成，当年的金日成身体很好，红光满面，而且风采奕奕，神采奕奕，人很有领袖的风度，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这样。而且他会中文，因为他早年在中国参加过抗联，和我们一起打过日本，反对日本侵略。他中文底子还是不错的，讲的话不是很标准，但是是东北话，一听就是东北话，包括一些东北土话他都懂。

后来他多年跟我们领导人交往，有的时候他也讲中文，一般吃饭，会谈他不讲中文，会谈他还是要用他本国的文字来思考，来表达。但是吃饭，喝酒，谈天，聊天，他就用中文讲，讲得哈哈大笑，讲一些东北话。可能你都不知道，羊杂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记者:我知道。

张庭延:知道，羊杂碎知道，他都知道羊杂碎。当时给他做翻译的人都不懂这个，什么叫羊杂碎，不知道的人可能不知道，可能真不了解，这个要比较深入老百姓的生活才能知道。

解说:张庭延记得，金日成会见驻朝鲜外交使团时，会场配有两名翻译，一名中文翻译，一名俄文翻译，后来张庭延了解到金日成本人既懂中文，又懂俄文。

张庭延:他的中文功底和俄文的功底都不错的，他可以纠正翻译啊，他可以纠正。就是说他觉得翻译，中文翻译或者俄文翻译，有哪些用词不当，或者翻译不妥的地方，他可以纠正它，纠正它。

这个就看到他这个中文水平或者俄文水平，应该相当的水平，否则他不会听得懂。这个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还是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不愧为国家领导人。

解说:金日成早年在中国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返回朝鲜后，他在朝鲜的山林里领导了抗日游击战，并且在1945年8月15日实现了祖国的光复。1948年9月9日，36岁的金日成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党政军领导人，这位实现了朝鲜民族独立的开国领袖，给张庭延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和蔼，没有架子。

张庭延:跟我有时候还聊天，很和蔼，见面都问好，你好，很好。而且他有的记不起来的事，在翻译过程中间，他记不起来的事，而我给他做翻译的过程，我知道这件事情，他来问我，来问我。待人很和蔼，没有一个很严肃，很让人生畏的感觉。

坐在车上有时候，唉这是什么房子，因为他来中国访问，他要坐车啊，坐车去见总理啊，去见主席啊，或者是到某一个地方去啊，到人大会堂或者到哪啊，那我陪他坐车了。他就问了，这是什么房子，这是什么地方，他问。很随和，很随和，没有一种，没有一种好像趾高气昂，没有这样。

陈晓楠:有人说中朝友谊是鲜血凝成的，不过其实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在朝鲜战争停战之后，中国积极援助了朝鲜战后经济的恢复经济，1961年7月，中国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而“文革”开始之后，中国在批判苏修的同时，批判朝修的标语和口号也是时有所闻，中朝关系一度处于冷淡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9年，僵持的局面才开始改变。

张庭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中朝关系发展得并不很顺畅，不顺畅，遭到了一些冲击，也曾经有贴大字报的，对朝鲜有些不友好的言论，因此两国关系比较冷淡疏远了一段，文化大革命期间，疏远了一段。但是这个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各国的关系，基本上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一种严重的冷淡时期。

跟各国，除去，朝鲜算好的，阿尔巴尼亚算好的，罗马尼亚、越南，阿、朝、越、罗四个国家，算是有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外，其他国家的关系基本是处于停滞或者半停滞状态，我们在国外几乎所有的大使都撤回来了。

解说:1969年中国调整了外交策略，重新向各驻外(交)使馆派遣大使，这一年时逢中国建国20周年，中国向一些外国领导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前来参加中国的国庆活动。朝鲜在最后一刻，决定派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代表金日成到北京参加庆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崔庸健，第二年4月，周恩来总理回访朝鲜，打破了自“文革”以来与朝鲜关系的僵局。

张庭延:正式访问，正式访问，大概就3天的时间，很紧张，朝鲜方面也很欢迎，金日成主席亲自接他，一直是陪着他，陪着他。后来通过这次周总理亲自做工作，金日成主席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有了，有了了解，也应该加深了理解，使得他后来十月份才能来。

解说:在金日成重访中国之前，1970年六七月间，朝鲜还先后派第二副首相朴成哲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访问中国，两人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张庭延记得，当时他正在千里之外的湖南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突然得到通知，让他立即赶回北京。

张庭延:6月20号大概突然我得到通知，校部，就是湖南干校校部通知我，马上回北京有任务。我收拾收拾，就坐着校部已经准备好的车，赶到了可能是长沙火车站，还是长沙火车站，还是醴陵火车站，可能是醴陵火车站，坐通往北京的车，大概21号到的北京。

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只是说有任务，北京这个部里头让你回去，我就回去了。脏脏的，脏兮兮的也是，晒得黑黑的，回来了。

解说:张庭延记得，当时他带着一身泥土气息回到北京，因为长时间不使用朝语，他刚开始翻译时情绪有些紧张。

张庭延:毛主席的话本来就不好懂，这个有人在旁边给我咬耳朵，说毛主席说了什么我才能翻译，有的我听不太准，也不好翻。这时毛主席就觉得很奇怪，就问我你是哪的人，就问我是哪人，我说北京人啊。

然后他就举起洋火，火柴，举起火柴问我北京人叫什么，北京人管这个叫什么，我开始说是火柴嘛，那时他摇摇头，不对。我再说是洋火，他仍然摇摇头，不对，我第三次说的是，我不知道哪来的灵感，你知道叫取灯儿，这时候毛主席才点头，对的，你是北京人。这个时候气氛有一些缓和，有些缓和。

解说:1970年7月，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访问中国，张庭延第二次担任翻译之后，他就正式调回北京，重返外交工作岗位。同年10月，张庭延第三次为毛泽东担任翻译，这一次是因为金日成来了。

张庭延:1970年10月来，是他恢复访问中国的第一次，为什么讲叫恢复呢，就是在这之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朝关系受到了影响，受到了负面影响，这个发展的中间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双方的理解，信任程度有所降低。

在这之后，为了恢复这种关系，他第一次来，在他来之前，当年4月周总理访问了平壤。那么他来是秘密的，这次来是秘密的，专门为了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因为周总理可以到平壤去，但是毛主席他不会到平壤去的，他想见毛主席，只能到中国来。

解说:1970年10月，金日成来到北京，这是自“文革”以来，中朝关系经历波折之后，金日成重返中国，毛泽东十分重视金日成的这次访华活动。

张庭延:金日成十月份来，过去他来啊，毛主席是在中南海宴请他，但是这次呢，毛主席考虑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我的推想了，推测了，毛主席本人并没这么说。就是金日成又时隔几年，在中朝关系经过文化大革命一段不顺之后，又恢复了正常，他来北京，那毛主席很重视。

他决定到钓鱼台十八楼，就是金日成下(榻)，住的地方，到那去会见他。这个一般按外交礼节来讲，那是很高的礼节，就说我到你的下(榻)的住地，去与你会见，和我招你到我的住地来会见，那是不一样的。

毛主席会见，那周总理也很重视，周总理实际上是查看了场地钓鱼台，当年的钓鱼台也不行啊，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个钓鱼台还没有修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钓鱼台的楼，都是文化大革命当年的，我们那些领导人住的地方，有的都比较破旧了。十八楼是最好的钓鱼台，现在仍然是最好的，是接待国家元首的住处，但是我那年去看也不行，也不行。

那么金日成来了以后，毛主席到他的住处，周总理检查了这个会见的地点，宴请的地点，并且亲自审定了菜单，包括毛主席请客要吃几个菜，吃什么菜，周总理都很细心，周总理的作风就是非常细致，都是亲自过问。之后，当天晚上，金日成到达的当天晚上，如果是没记错的话10月8号晚上，毛主席乘车到钓鱼台十八楼和金日成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