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记者在吉林通化钢铁集团家属楼的单元房见到了年近70岁的钢厂退休工程师、共产党员刘吉。

“调查研究是‘十月怀胎’，作出决策、解决问题是‘一朝分娩’。”这位1969年的部队转业干部认为，两周前“一个人被活活打死”的通钢悲剧，“完全是不走群众路线的结果。”

在他看来，7月22日吉林省国资委作出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决定，7月24日就要通钢上下全面执行，“3天的时间就想解决过去1300天(自2005年通钢改制以来)积累的矛盾，轻一点说是急躁，重一点说是粗暴。”

最令刘吉不能理解的是，当7月24日下午事态已经失控后，从15时到18时的3个小时内，省政府分别以“暂缓”、“终止”、“永不”，连续作出了3份停止重组的省政府决议，以期平息事态。“自2006年以来，因通钢改革矛盾的上访一直不断。就在7月10日还有职工去长春上访，都没有触动主管者去解决问题。现在，3个小时作出3份决议，决策者的行为给群众留下什么印象？”

在刘吉的帮助下，3位在职且全程参与过通钢转制历程的通钢管理人员，向记者介绍了通钢转制及以悲剧收场的事件过程。

2005年12月25日，通钢改制协议最终正式签署:建龙集团出资14亿元(其中现金8亿元，加上吉林建龙资产作价6亿元)，拥有新通钢36.19%的股份。

2005年12月30日，短短5个月内，改制完成，通钢集团正式揭牌。

政策“一刀切”:“满30年工龄下岗”成“祸源”之一

目前，舆论对建龙的责难众多，其中杀伤力较大的是“8亿元现金是否到位”和“满30年工龄下岗的政策”。对此，对重组后通钢财务熟悉的白洁告诉记者，“建龙8亿元的现金尽管有拖延，但最后都已到位。”至于民怨最大的“30年工龄下岗”的“一刀切”政策，张泽成说，“建龙最多是间接影响者，重组时的通钢领导层要为此负直接责任。”

张回忆说，重组谈判时，建龙提出的一个重点是冗员太多，要求精简裁员。但是，通钢刚刚基本完成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剥离，已经剥离了1.4万人，余震还未平，而且没有顺理成章的政策依据。

但是为了完成年底前的改制任务，有人把2004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有企业妥善处理下岗职工劳动关系促进再就业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吉政发[2004]29号)拿了出来。其中有一条:“截至2003年12月31日，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或工龄满30年，实现再就业有困难的下岗职工，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实行企业内部退养。”

“2004年的时候，通钢没有敢实行这条。但迫于改制任务，只能制订实行。”张泽成说，2005年10月份出台的这项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有条件”的选择措施变为事实上的“一刀切”，甚至随意扩大内退范围。“当时，我听说后，赶快找人事部门领导，千万不能实行这一条，这事违反政策。”他说，这项措施最后仍然硬性操作了。

张泽成介绍说，按照30年工龄的杠杠，大概只有50%的人出于自愿，结果是最小的46岁就下岗了，“由于这个工龄段大部分属于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最惨重的是造成技术工人的大批浪费。改制前，通钢技师以上的职工1000多人，改制后仅剩下300多人了。”说到此处，他的眼圈红了。

建龙进入通钢后，这个措施被继续使用，变成了一把裁员的“砍刀”，也成为后来通钢职工上访和发生多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祸源”之一。

干群关系恶化:通钢开始出现上访者了

进入2006年后，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的管理人员基本把持通钢的关键管理职位，并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主导并继续裁员。这一次轮到了通钢的33名处级干部。一位此时还在改制工作组负责的干部采访中告诉记者，自己当时还在考虑如何平稳安定职工对改制工作的情绪，“突然被告知自己有可能要退下来。”

“作为党员，又是改制工作组成员，自己想到应该以身作则，就主动写了申请。”当他还侥幸以为自己负责的工作重要，而且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不会被调整的时候，自己和20多位处级干部已经被安排到当地二道江区政府工作了。最小的不到50岁，最大的57岁。“我每月工资扣除后拿到手里只有800元。”他说自己顿时感觉，“等于把一个人的一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