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执政模式首先与仇和的强烈个性有关。仇和模式之所以被关注，充分体现了一个社会转型期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政华 (发自云南昆明)

2007年，51岁的仇和终于成为副省部级官员。

在沭阳任职时，仇和就曾说过，“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这位自称“无私无畏、改革为公”的官员，同时深谙为官之道。沭阳、宿迁、昆明三地升迁经历表明，“以修路促招商，以招商促经济，以经济促发展”的仇和式施政，已经获得上级肯定。

有分析认为，这位极具争议的铁腕官员，其仕途仍处于上升通道之中。而仇和在昆明掀起的招商、城建“大跃进”，则表明其内心的紧迫。

但仇和执政模式之所以形成，首先与仇和这个人的强烈个性有关。

“重结果、不重过程”

紧迫感或许与仇和早年的工作经历有关。

“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针对当年在宿迁推行政府招商、医改、教改引发的争议，仇和所做的这一自我剖析，无疑也是对自身性格的描摹。

这种“科研惯性”伴随了仇和近30年。

1982年，出生江苏滨海农家的仇和，从南京农业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然而，他没有被安排到科研部门，而是在人事处从事行政工作。两年后，29岁的仇和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团委书记。

仇和日后名声大震，则是要等到1996年。

这一年，仇和出任中共江苏沭阳县委书记。此前的1995年，他参加了江苏省举办的首次官员海外学习，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受了半年的西方政府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培训。这一海外培训经历给仇和所带来的影响，在未来十年后则体现在医改、教改中的卖学校、卖医院上。

在“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科研惯性指导之下，仇和还采取了一种打破行政惯例的“革命动员式”手段发展经济。

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推行的诸多改革，为日后仇和背负“人治”骂名埋下祸端。

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公路建设为例，2001年仇和离任沭阳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共改造和铺设黑色路420公里、水泥路156公里、乡村砂石路1400多公里，分别是1996年以前的9倍、11倍和7倍。

沭阳城建“大跃进”背后的代价是，三分之一的官员常年离岗招商，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以及每平方米不超过400元低廉城市拆迁补偿。

调任昆明后仇和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昆明的官场地震。

去年1月17日，针对昆明多年的顽疾——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城中村改造，仇和成立了三个指挥部、一个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这四个临时机构的“政委”。

针对昆明最为薄弱的招商引资工作，仇和说“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道理显然易见:只有招商引资，才有项目落户，才能换来GDP、财政收入的节节高升，才有政绩。

为吸引投资，仇和将行政审批事项从506项精简到140项，行政审批时间压缩一半，昆明市成为继沈阳后，行政审批最少的省会城市。但与此同时，针对党政内部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却新增了189条。粗略估算，仇和到任昆明后，每两天就颁布一项新法令。

目前，昆明成立了35个招商局，每个党政机关直属机构须抽调3至5人进入招商局，然后他们被派往各地区招商。此外，其他的党政单位还承担不等的招商任务，并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各党政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

何竞平所在的昆明市工商联，2008年的招商任务是1.2亿内资和200万美元的外资。相关的奖惩不仅和个人有关，也挂钩单位的年终考核。昆明市工商联秘书长何竞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08年他们完成了内资任务，但引进外资只完成一半任务。2009年昆明市工商联的招商任务是3.3亿元，何竞平认为任务很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