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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维权成本过高 六成援助案件靠调解结案

立法化解劳动者维权“入不敷出”尴尬

本报记者 刘宏

4月27日中午11点，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记者在那里见到为弟弟打官司的院建堂时，他刚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回来，正埋头将几百页盖有各种红章的材料摊在地上整理。院建堂的弟弟院建才前年在为单位拉货时出车祸死亡，他专程来北京边打工边在律师的援助下为死去的弟弟维权，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维权两年的农民工

这两年，院建堂放弃了原本相对稳定的工作，仅工资就损失了36000元。加上为此案耗费的精力，他用“疲惫不堪”四个字形容维权感受。

两年前，院建堂还在广州的一个饭店当厨师，每月有1500元收入，很令村里人羡慕。直到2007年5月接到弟弟出事的电话，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弟弟院建才为北京市通州区一家建材公司打工，18岁时开始当装卸工，一干就是5年多，工资从每月600元涨到1000多元。2007年5月一次拉货时，院建才在北京市丰台区遇上了车祸。家里，他还有一个刚刚走失的精神病妻子和一个9岁的无人照看的儿子。

得到消息，院建堂就从广州赶到北京为弟弟处理后事。他需要为弟弟打两个官司，一个是向肇事司机索要人身损害赔偿，一个是向他打工的那家私企索要工伤保险赔偿。“本想着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事情处理完回去，没想到这一来就是两年。”院建堂告诉记者，来北京没多久，广州那边的饭店便以误工为由辞退了他，还扣了他1个多月的工资。而这边的官司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来北京的第5个月，院建堂手里的钱就花完了，但证明弟弟与老板有劳动关系的官司才刚刚开始。从河南南阳农村老家到北京一个来回，仅车票就要花将近300元。为了节省路费，他在北京通州区梨园村租了一间民房，每月120元，一位好心的邻居送了他一套被褥。身无分文的他在附近的居民区找到了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每月600元。这两年，他白天为弟弟跑官司，晚上就在小区巡逻。

今年50多岁的院建堂曾经当过兵，荣立过三等功。他个头不高，却依稀能令人感觉到年轻时的精干。明显地，两年的官司耗尽了他的精力。身体原本很好的他现在在巨大的压力下常常失眠。他的伙食也很差，为了省钱，平时的主食是馒头或者面条就咸菜，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两年前他体重有130多斤，现在只剩下105斤。

记者见到院建堂那天，他穿着一件深蓝色样式有点过时的西服。这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一名保安送给他的，说他“成天见律师、法官，得穿体面点。”

刚来北京时，院建堂还是一双皮鞋，因为走路太多，早已穿烂了。“再买，怎么也得一两百，来了这么久一分钱没拿到，不能再祸败(方言:意为浪费)钱了”。现在他脚上穿的是从老家带来的黑条绒布鞋，鞋底还是已过世的老母亲给纳的。

程序复杂困难重重

在院建堂租住的那间狭小的房间角落，堆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的是半麻袋在北京来回坐车的公交车票。院建堂说，开始攒的时候并没想着让对方给报销，只是想在开庭时背到法庭上让人们看看他为了这个官司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人没了，总不能白没吧。我弟弟为现在这个老板干了整整五年多。五年，就算是养个小动物也得有点感情吧？看在这个情份上也该补偿一下未成年的孩子吧？”院建堂告诉记者，他不为别的，就想着为只有9岁的小侄子争取点抚养费。

维权程序之复杂是院建堂没有想到的。

由于弟弟当时与老板并没有签劳动合同，老板也没给他买工伤保险，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工伤。从2007年10月份开始，院建堂为证明弟弟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开始了漫长的官司。经过了寻找证据、仲裁、一审、二审，整整花了一年时间。而接下来要求用人单位赔付工伤待遇的官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