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起,湖南浏阳市领导干部的个人收入、个人财产、配偶及子女从业、就学、出国(境)、外出旅游、公车使用、入股投资、婚丧操办等,都要向当地纪委申报,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监督。(3月31日《长沙晚报》)从各大门户网站上的网友跟帖发言看,抱以乐观肯定态度的不乏其人,斥之为“作秀”,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者同样大有人在。

客观地说,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由于期待已久却迟迟未能落地,国人甚至生发“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失望情绪。以至于个别地方的破冰尝试,在赢得掌声之余,反倒激起更多的怨怼之词,其中固然不乏“盼之切、责之痛”的社会心理因素,然而无视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的重重阻力,无视配套制度环境有待夯实的现实,一概抹杀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地方动力和价值,进而怀疑施行这一阳光制度的诚意和决心,则不免陷于 “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偏执泥淖。

可以肯定的是,湖南浏阳即将施行的官员申报示廉制度,相较于前不久新疆阿尔泰地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和浙江慈溪的领导干部廉情公示制度,在申报主体、财产范围、申报种类及公布形式上都有明显的进步。譬如,在公布形式上,新疆阿尔泰地区仅仅在官方的廉政网上,浙江慈溪的廉情公示表只贴在各单位办公大楼里,而湖南浏阳则拓展到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当然,在申报公示制度的某些细节上,三地呈现出各有收缩或拓展的态势,并引发是否侵犯官员隐私的争议,对此显然不宜求全责备,而应视作一种地方性制度草创之初难以避免的稚嫩和粗糙。

或许,基于具体制度的爬梳,在大多数人的心里,些许的进步仍略显迟缓。然而,将三地官员财产申报的个案,置于幅员辽阔的地理场景和民意汹涌的舆情场域分析,或可作如此推断:民众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正在地方有意无意的破冰中,“试点”布子效用已渐趋凸显,而“地方试验取得成功,获得中央政府认可,成为全国性政策或法律”的推进路线图隐约可见。

如果在一幅中国政区地图上,将新疆阿尔泰、浙江慈溪和湖南浏阳用红笔标示出来,不难发现它们分别地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梯次落差的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因此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三地施行时,官员的反应、民意的反馈等社会综合效应,甚至制度设计的瑕疵和缺陷等,也就无可置疑地为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提供了具有“样本”功能的参考价值。而结合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回应网民对财产申报制度的关注时的恳切承诺,以及两会期间有关负责人的正面回应中透露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正在积极准备之中”信息,珍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地方实践经验,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尤其是揆诸最近30年来的经济社会轨迹,“改革试点”几成中国的特色文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肇始于安徽农村;经济特区,初现于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正如《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在各个领域推行一些新政策前都要先搞试点,然后再根据试点的效果推广或放弃。渐进改革避免出现偏激,“从点到面”则延续了政策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政策执行中的风险。

显然,在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财产登记等基础制度环境尚欠完善的当下,要确保“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避免政策偏激、维护稳定性,当然是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可或缺的诉求,而“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选择则依然大有可为,值得期待。（成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