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首个男性选秀冠军蒲巴甲

1933年，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发表了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此后，世界上多了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词汇。这本书中描绘的远离尘嚣的幻境，被不断放大和阐释，直至成为现代西方人心目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被有意无意忽视了的是，《消失的地平线》中，主角康韦是一个英国人，带领主角进入山谷的向导说着一口“非常标准的”英语，就连为首的喇嘛也是一个欧洲人。正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样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充其量只是一个背景。

事实上，和大多数热衷“香格里拉”的西方人一样，“香格里拉”一词的创造者詹姆斯·希尔顿从来就没有到过西藏，他只是凭借着想像构筑了一个世外桃源——并且没有忘记在这里加上富饶的金矿和令人长生不老的神秘魔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香格里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西方人一厢情愿为西藏贴上的标签，反映的是他们自己对“理想国度”和诺亚方舟的想像。此后几十年里，这种贴标签的行为依然在不断地上演:任何在西藏发展现代化教育的做法都是在“灭绝藏族文化”，如果去改善交通状况则一定会“破坏西藏环境”，似乎只有让西藏的一切维持在一个世纪前的状态，才是保护了他们心中的“香格里拉”。

让我们再回到这本《消失的地平线》中来:主角来到香格里拉寺之后，所感叹的第一件事，便是这个藏传佛教寺院里会拥有中央供暖系统，甚至还有来自美国的浴盆。而当青藏铁路通车之后的2006年7月2日，《纽约时报》却“担心”起了这条铁路带来的“汉族主导”的经济发展，会使西藏古老的宗教文明消亡，破坏西藏原有的自然环境。

你看，比起了解真实的西藏情况，走近今天西藏人的生活来，贴标签是多么轻松惬意的工作！然而，“香格里拉”的真正主人、那些在高原出生的藏族同胞们，会怎样看待这些标签和他们现在的生活呢？我们可以倾听。

《环球》杂志记者/夏海淑 实习生/王慧雯

尽管在电视和大银幕上已经多次看到过蒲巴甲的面孔，但3月9号上午，当他在约定时间的前十分钟就出现在《环球》杂志记者面前时，记者第一眼还是没认出他来。

现实生活里的蒲巴甲看起来远比银幕上的他削瘦和低调。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笑容清爽，谈吐流利，他的普通话里上海口音似乎已经比藏族口音更明显，假如不是手上的那串佛珠和谈到信仰时的虔诚表情，你甚至很难把他和三年前那个唱着高原民歌出现在“加油！好男儿”舞台上的藏族大男孩联系到一起。

但蒲巴甲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这三年以来，他最大的变化是“变得安静了，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离不开藏族，无论怎样，我永远都是藏族人。”

“能将唱歌作为职业是很幸福的”

在十六岁之前，蒲巴甲的生活和别的农牧家庭的藏族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每天的任务是将自家养的牦牛带出去放，“阿坝州的早晚与白天的温差很大，气候也比较恶劣，但是作为家里的孩子，我必须要带牦牛出去放，我们那里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虽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甚至也没听过什么流行歌曲，可那时蒲巴甲心目里依然有着自己的音乐偶像——同样出生于阿坝州、曾经参加过央视青歌赛的容中尔甲。他唱的《神奇的九寨》在阿坝家喻户晓，“当时觉得他就是藏族年轻人的目标，我也要像他一样当歌手，唱歌给更多的人听。所以他留长发，我也留长发，他戴耳钉，我也戴耳钉。”指着自己耳朵上闪亮的耳钉，蒲巴甲笑着说。

不过，容中尔甲对蒲巴甲最大的影响还不在于耳钉，而是他的歌，那首《神奇的九寨》，让蒲巴甲对外面的世界更加充满好奇与向往，于是16岁的一天，他带着千余元钱只身来到九寨沟——这些钱，已经是蒲巴甲家里的全部积蓄。

单枪匹马出来闯荡的蒲巴甲做过九寨沟一个民俗文化村的检票员，也曾多次去成都的酒吧寻找唱歌的机会，“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选秀比赛的冠军，更没有想过会成为艺人，作为一个藏族孩子，从小的愿望就是作一名歌手。对于藏族人来说，唱歌是一种民族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能将唱歌作为职业，其实是很幸福的。”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熟知，这个试图以唱歌为生的藏族小伙子站上了“加油！好男儿”的舞台，过关斩将，最终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男性选秀节目的冠军；在影视方面，他凭借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喜马拉雅王子》，在摩纳哥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夺得“最佳男主角”；而在音乐方面，自谦不会唱流行歌的他已经与莎拉·布莱曼、张惠妹等超级巨星合作过，当然还有王力宏——早在闯荡九寨沟的时候，已经有人叫他“内地版王力宏”。

蒲巴甲说，他现在唱的歌是将藏族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而自己也很喜欢这种结合性的音乐。“藏歌和流行歌的唱腔完全不同，但结合在一起的感觉是很奇妙的。我觉得藏歌很好听，民族音乐总是给人一种很伟大的感觉。所以刚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就很不喜欢，也不会唱。”比赛时，导演要求他必须唱流行歌曲，于是他开始逼着自己去记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旋律、记那些不明所以的歌词，“痛苦得简直活不下去”。

比赛结束后，他开始强迫自己听一些流行歌，往往听着听着就又听回了藏歌。“但是我很喜欢听陶喆，王力宏和张学友，喜欢他们的真假声转换。与藏歌的豪放不同，他们的歌大多在轻轻地讲故事。我想做的结合性音乐也是这样的，希望能够和传统的藏族音乐有不同的地方，但又不完全是流行音乐，因为别人走过的路我再去重复是没有意义的，我一定要带出不一样的东西来，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他们的路变得更宽了”

虽然一直在等待更适合自己的好音乐，可是蒲巴甲并没有闲下来。每天奔波劳碌的艺人生活，蒲巴甲已经很适应了。“可能是自己喜欢吧，还蛮习惯的。刚开始时觉得自己的时间比较少，之前不能切身体会‘艺人’两个字的时候，只是很喜欢唱歌，想当容中尔甲那样的歌手。”

现在蒲巴甲就像当年的容中尔甲一样，已经成为了很多藏族孩子心目中的榜样，“我可能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我参加‘好男儿’之后，就有其他的藏族年轻人参与进来。现在，很多藏族孩子知道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后，他们也开始想着要去考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剧学院。这与我们之前只会想到去唱歌是不同的，他们的路变得更宽了。”

蒲巴甲自己的路就更很宽，他在影视方面的成就其实已经远远超过音乐，电影《喜马拉雅王子》就为他赢得了摩纳哥电影节的影帝，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战北平》中，他一人分饰两角的表演则让他得到了更多普通市民的认同。

尽管在上戏的学习、在剧组的拍摄都曾让蒲巴甲吃足了苦头，蒲巴甲却越来越喜爱表演，“人生总是在做选择，你可能喜欢体育，也想做一名军人，但选择一样就要放弃另一样，演员这个职业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不必为了选择而放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可以作军人，也可以打篮球，可以体验每一种生活。为了做好这些，一定要去学习，这一点会让你很快乐。”蒲巴甲希望，如果可以，藏族的孩子们都可以走出来看一看，毕竟充实自己的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

不过，对于蒲巴甲来说，在外面的世界享受精彩人生，并不等于忘记自己的家乡。出道三年，蒲巴甲常常在不同的城市中穿梭，有时候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睡觉，但每到过年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回阿坝与家人团聚。

“可能是学习了表演的原因，也或许是人长大了，回到老家以后，我觉得自己敏感了很多。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年纪与父亲相仿的人在劳动，心里会很难过，会想到父亲以前也是这样的，一点点为我赚钱，供我上学。所以现在再回到家，我会陪着父亲聊天，和以前在家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虽然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也不需要再去做重活了，但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们还是闲不下来。”

家乡的变化也让蒲巴甲很感慨:“每次回去都觉得有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我的家乡，很多大学生主动要求去那边实习、工作。我们那里原来有一条公路特别不好走，我之前也想过出钱去修它，但是费用太大了，我一个人无法承担。结果今年回去时，那里的领导告诉我，这条路马上就会修好了。家乡会越来越好，我也挺开心的。”

佛珠与千纸鹤

像蒲巴甲这样的年轻偶像，言行举止乃至穿着打扮都会是大家关注的内容。这两年来很多人都在感叹，“蒲巴甲越来越时尚了”，此前他参加上海的一个慈善活动，领口上别着的金色纸鹤就被认为非常有型，不过当《环球》杂志记者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时尚时，他立刻反问:“你觉得什么是时尚？”

“现在很多人模仿日韩的穿着，也不去理会是否适合自己，但我觉得时尚不是追随人后，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时尚更多的还是创新，自己去尝试。个性、创新、适合自己，这才是时尚。”提到那天的金色纸鹤，他解释说，那是再生纸做的，他想提出的概念就是要时尚，也要环保。“时尚可以是发型，是穿着打扮，但内心的东西更重要。”

谈到打扮，《环球》杂志记者注意到，蒲巴甲左手上戴着一串精致的佛珠。他说，这串佛珠自己已经戴了很多年了，是开过光的，希望它能够保佑自己，同时也是要告诉自己，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

对于自己的信仰，蒲巴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他觉得正是有了信仰，才让他能在现在的生活中看得更远，走得更稳，而不是迷失方向。他也很自豪自己藏族的身份，“在上戏，同学们对我都特别照顾，打篮球都是赢了才让我上，分数掉下来了，他们就赶紧叫‘蒲巴甲，你快下来吧’。”说到这里，这个大男孩哈哈大笑起来。